银行挂起八号风球，霍英东稳坐钓鱼船

钓鱼新闻钓友圈2023-07-16 21:14:44A⁺A^-

1962年5月，当澳娱成立之日，在60公里以外的香港，廖宝珊事件，尘埃落定，蒙在地产业头上的阴影，也早已荡然无存。绝大部分人都把它看作一个孤立的插曲，而不肯相信这是明天将要出现的严重困难的恶兆。

但港府没有掉以轻心，专门从英伦银行邀请高级职员汤姆金斯来港，为香港的银行制度把脉诊断，在他提交给港府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种种病症，其中之一是：“部分银行对地产和股票过度贷款及投资，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陷得过深”。这是给香港的银行业，敲响了警钟。

1962年，港府对1955年的建筑条例进行修订，颁布了《1962年建筑（计划）（修正）（第二）条例》。对各种用途的土地的地积比率（一栋楼的空间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率），作了重新规定，比旧条例减少了20%左右。

修正案的原意，也许是不错的，但它虽然规定在1962年10月生效，同时却又规定任何业主只要在1963年底递交建筑计划，并在递交计划后几个月内动工，则可以仍旧执行1955年的规定。这个缓冲期，等于网开一面，给地产商一条逃避新例的空隙。几乎所有地产商都一涌而上，抢在1963年底之前递交建筑计划。地产业呈现一种井喷状的、畸形的狂热，于是，泡沫出现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香港历史上，几乎没有一项法例的制定，会对经济造成如此巨大与深远的破坏。

有一个人，在这片海沸波翻的狂潮中，依然保持冷静的头脑，他就是霍英东。当别人都忙着银行跑，希望贷到更多的钱，以便让更多的工地开工时，他一个人坐在蟾宫大厦的顶楼，俯瞰着这个红尘纷飞的城市，在为自己的明天，沉思默想。

1962年，霍英东和别人合资，以500万元购入中环毕打街的毕打行。当年他参与拍卖战争剩余物资时，经常在毕打行流连。没想到14年后，他会成为它的业主。

毕打行

毕打行建于1924年，现属二级文物建筑，据2006年测量师的估计，其市值约为八至九亿元。霍英东的儿子霍文逊医生，亦一直在此执业。1963年，霍氏又投资兴建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西大楼、上海街的西环大楼；1964年，兴建联发街和汀九。霍英东这个名字，在地产界依然十分响亮，具有让人信服的力量，但与1950年代遍地开花的楼盘工程相比，不难看出，现在他的投资规模，已趋于稳扎稳打。

当所在地产商都在工地忙碌的时候，4月10日，霍英东却率领他的东升队，与实力强劲的杰志队比赛。霍英东亲自下场，司职中锋，是全队的核心人物。许多老一辈的香港球迷，仍然清楚记得他虎虎生风，全场飞翔的姿态，无可匹敌的过人技巧与射门动作，在对方门前大演帽子戏法，一人独进三球，终场以六比一狂胜对手。第二天，香港报纸纷纷称赞霍英东是“好波（球）老板”、“波王东”。

球迷们离开球场，在返回家中的路上，仍热烈地讨论着这场精彩球赛，他们并没有留意到，全港九上千个建筑地盘，这时都在热气腾腾喧嚣着，打桩机的咚咚巨响，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运载沙石、水泥、钢筋的汽车，穿梭往返，繁忙热闹。

在球场上虎虎生威的霍英东

据官方统计，1957年3月底，香港新楼与旧楼的比例是39：61；而到1964年3月底，这个比例已经反转过来，变成75：21。面对这一特殊景象，却没有人会停下脚步，哪怕花一分钟时间，认真思索一下：建这么多楼房，真的能够卖得出去吗？这些楼房绝大部分是靠银行贷款兴建的，万一楼房卖不出去，银行受得了吗？

不过，如果说人们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也不是事实。1964年5月，港府针对卖楼花制度，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说明官方对房地产的泡沫化，还是有所警觉的。该备忘录提醒购买楼花的市民注意：一、在官地拍卖时投得官地的地产商，在售卖楼花时必须得到土地登记官批准；二、凡经法庭批准拆建的旧楼，在售卖楼花时亦须得到土地登记官批准；三、土地登记官虽然批准前两类楼宇出售楼花，但并非绝对保证地产商有能力完成其计划。

紧接着，一个月后，港府又出台了《1964年建筑（修订）条例》。对拆卸旧楼、危楼，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据1965年《香港经济年鉴》统计，各区有350个地盘，因受新例所限不能动工，平均以每个地盘价值100万元计，积压资金达3.5亿元。

这一连串的警钟，频频响起，从1958年至今，出现的频率愈来愈密，显示危机已经愈来愈接近了。1964年，无论对中国大陆来说，还是对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来说，都是一个奇特的年份，一个能量急剧积聚，山雨欲来的年份。

1963年九龙火车站

这一年，霍英东应中国政府邀请，作为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的庆典。这是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第一次发生正式的、公开的关系。

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1963年是中国经济开始好转的一年。但人们刚刚缓过一口气来，马上又要迎接城市的“五反”和农村的“四清”运动。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已在神州大地，奔腾高涨，响遏行云。

两年后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已让人感觉到它日渐逼近的隆隆足音。

由于长期的封锁隔绝，对于国内瞬息万变的现实风云，生活在大陆以外的人，既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霍英东在公开场合，闭口不谈政治，对于国内的情况，他和大部分港人一样，感到隔膜与困惑不已。因此，他把赴京观礼，视作实地观察祖国的一次机会。

9月底，霍英东没有随团北上，而是独自一人，绕道澳门过关。初秋的景色，清澈入骨，淡青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鸭涌河水在阳光里闪闪发亮。这位神情有些腼腆的百万富翁，扛着大包行李，夹在过关的人流中，东张西望，踽踽独行。当他看见在关闸的那一边，一面五星红旗在风中徐徐飘动时，不禁用力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舒缓内心的忐忑不安。此时此刻，一种天然的乡土情怀，就像一道温暖的溪流，从最隐秘的心底，汩汩乎其来。

霍英东坐汽车到广州，再转乘火车前往杭州，与观礼团会合后，一同进京参加国庆活动。在他的随身行李中，竟携有电炉和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这成了后来所有关于他的传记文章中，必然会提及的一个有趣细节。而这个细节，恰恰表露出当时他内心的某些顾虑。

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坐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如此接近，一起观看首都70万民众的游行队伍。工人与农民的队伍，高举着铁锤镰刀和各式各样的机器、家畜模型，从天安门前经过；红旗与标语的海洋，覆盖着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然而，最令霍英东这位甲组足球员激动的，是体育的队伍。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获得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1961年庄则栋和邱中慧在第26届世乒赛中分别获得男女单打世界冠军；1964年陈竞开第九次打破世界纪录。正是由于这一个个世界冠军的诞生，令中国以往贫弱多病的形象，在霍英东的脑海里一扫而光，他第一次感觉到中国人如此强壮、威武，生机勃勃；第一次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如此自豪。

从内地返回香港以后，观礼团的代表们依然兴奋不已，但他们还得面对香港本身的问题。这时，人们才吃惊地发现，问题已纷沓丛生。

1964年，港府兴建的94幢第二型徙置大厦，已在大窝口、黄大仙、横头磡、老虎岩、柴湾等地相继落成。根据港府制定的公屋政策，未来10年内，将继续兴建第三、四、五、六型徙置大厦，预计可解决118万人的居住问题。公屋政策对地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1962年那个“建筑修正案”的恶果，开始显现了。从1964年底开始，由于严重超出市场实际需求与承受能力，楼价成强弩之末，掉头向下。

港府在11月16日，根据汤姆金斯报告书的建议，制订并在立法局通过了新的《银行业条例》，同时废除了1948年的银行条例。新条例的宗旨，在于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整固银行的资本与财务状况，减低银行风险。

压力接踵而来，泡沫终于破裂。

1965年1月23日，一张由明德银号发出总值700万港元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引发香港战后最严重的银行风潮。明德虽然手上有不少在建或落成的物业，但这时楼价已现疲态，交投呆滞，资金回笼困难。接着又有几张大额支票，明德总行不够现金兑付。

风声外播，恐慌性挤提潮，旋即爆发。大小存户从四面八方涌来，要求提款。香港票据交换所宣布停止该银号的票据交换。翌日清早，明德银号总行门前，摩肩接踵，万头攒动，挤满了前来提款的市民。中午12时，港府银行监理专员宣布，根据银行业条例第13条，接管明德银号。4月30日，明德银号宣布破产。

风潮在继续扩大。2月6日，拥有24间分行的广东信托商业银行，亦受波及。香港仔分行和元朗分行，被逾千存户包围提存，其中大部分是渔民。两天后，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总行及24间分行宣告停业。港府财政司郭伯伟签发命令，指示银行监理专员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

挤提风潮迅速蔓延到恒生、广安、道亨、永隆等银行。当日，中区的交通严重堵塞，不得不召警察前来维持秩序。甚至在银行营业时间结束以后，银行门前仍然人山人海，不肯散去。

1965年恒生银行被挤提的情景,人龙见首不见尾

2月9日，港府出版《宪报》号外，颁布紧急法令：宣布英镑为法定货币，政府将从伦敦空运大批英镑纸币来港，以应付货币的不足。汇丰、渣打银行也发表声明，“无限量支持”受到冲击的恒生、广安、道亨等银行。2月10日，风潮渐告平息。但到4月，风横雨骤，潮头又起，这次袭击的目标是恒生银行，一天之内，恒生被提走8000万元存款；几天内，流失的存款多达两亿元。最后，汇丰银行出面收购恒生银行51%股权，安定了人心，挤提风潮始告平息。

这次银行风潮，意味着以地产泡沫为标志的一个幻觉时代结束，地产神话一夜破灭。1965年，香港地价、楼价、租金，全线大幅下挫。港府卖地收入，仅7586万元，比上年度的1.43亿元，暴跌47%。花园洋房和高级住宅的售价，一落千丈。铜锣湾的豪宅售价，从原来的每层10 ~20万元，急泻至1965年底的6 ~12万元，还无人问津。全港新落成的房屋，有近三分一是空置的。

面对着这些令人心惊胆寒的数字，300万香港市民不免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未想到的情况？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情况还会坏到什么程度？当楼价高企的时候，人们都希望楼价快快下降，可等楼价真的下降时，人们才发觉，这并非什么好事。

银行经此一役，惊魂未定，匆忙调整投资策略，从房地产业急速撤退，并全力追讨欠款。这对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地产业来说，无异雪上加霜，由于资金链断裂及“危楼”问题而停工的地盘，1965年多达800个。中小型地产商，全靠信贷、赊账，才能维持运作，银行的口袋一收紧，它们立即陷入困境，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一时哀鸿遍野。

上述的统计数字，并未道出故事的全部。因为现代经济都是互相关联的，银行业与地产业遭受重创，各行各业就不能独善其身，这一年因破产而被法庭封闭、拍卖的工商企业，竟有435家之多。

有句名言，当潮退时，才知道谁没穿游泳裤。在这次急遽的退潮中，霍英东稳坐钓鱼台。由于他的资金雄厚，足以支持大部分工程的费用，向银行借贷不多，所以银行风潮对他影响不大。相反，他在每天继续下场踢足球之余，还继续投资兴建联利大厦、铜锣湾珠城大厦、尖沙咀漆咸道高高大厦、青山道62号等住宅楼宇。并且趁低吸纳，收购了一批物业，扩张他的庞大的产业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