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谢济世两遭文祸

谢济世两遭文祸

雍正八年，在西北阿尔泰地区，随营效力赎罪的原御史谢济世因私注经书、诽谤皇帝被判处死刑，已经被绑上法场，即将行刑，监临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忽然传宣诏旨：“谢济世免死。”十二年以后，谢济世又因私注经书、肆诋程朱受到即位不久的乾隆帝的严谴，命将其书籍板片统通销毁。像谢济世这样，两次因文字罹祸，幸而不死，最终以名臣留传于后世的，在清代文字狱史上，可说绝无仅有。

谢济世号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雍正四年以翰林院检讨授监察御史，随即因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得罪，刑部拟斩立决，雍正帝命从宽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两年后，负责监视谢济世的振武将军锡保向雍正帝报告，谢某仍不安分，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并把谢济世《大学注释》稿本一并恭呈御览，请求皇上降旨处理。

雍正帝反复审阅了谢济世对经文的注释，认为锡保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谢济世的罪，“毁谤程朱”倒在其次，他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怨恨，犯的是悖逆大罪。

雍正七年六月开始追究谢济世攻击皇帝的问题。雍正帝通过内阁向群臣颁发了一道谕旨，首先举出谢对经文的一段注释：“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联系雍正四年谢济世因参奏田文镜而治罪一事，雍正帝说：“谢济世为此发往军前效力，不思痛改前非，反而借注经责难朕拒谏饰非，违反人性，骄恣专横。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为朕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

这里所说的“党同伐异”，是指谢济世与李绂、蔡珽等人结党营私，诬陷“良臣”田文镜。看来，要搞清谢济世注经是否意在发泄，要搞清雍正帝是否击中了谢济世的要害，有必要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作一交代。

雍正四年十二月，刚当上御史不久的谢济世就上本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说他有“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大罪。御史是天子耳目，负有监察百官的职责，谢济世以御史身分露章弹劾一个巡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雍正帝却以为他和直隶总督李绂桴鼓相应，暗中结为朋党。在谢济世之前，李绂由广西巡抚调升直隶总督，入京觐见时，曾当面向雍正帝告发田文镜贪虐不法、负国殃民，特别强调田蹂践读书人，诬害科甲出身的州县官员黄振国、邵言纶、汪諴等人。李绂是年羹尧的政敌，当时年党刚被搞垮，雍正很想提拔他，而一旦与田文镜起了冲突，情势却开始不利于李绂了。

这田文镜原是汉军正蓝旗人，从县丞之类的佐杂，跃升成封疆大吏，全靠雍正一手提拔。他非科甲出身，上下周围没有师生同年为依傍，惟知报答天高地厚的圣恩。雍正帝认为像田文镜这样的人才最公忠可靠，在官场中孤立无援恰是他可贵之处。在李绂与田文镜的冲突中，雍正帝容易偏向田文镜一边。加以李绂密参田文镜时，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说信阳知州黄振国已被田文镜监毙灭口。田文镜抓住这一点，反过来说黄振国、邵言纶、汪諴与李绂同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以此证明李绂结党营私，偏袒自己的同年。田文镜知道雍正帝最恨臣工结为朋党，所以有意把他与李互参的个人之间的是非问题，夸大成科甲官员相互朋比而诬害他。雍正帝大为警觉，又联想到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左都御史蔡珽的下属，而李绂受知于帝又得力于蔡珽的荐引，由此又怀疑李、蔡互相党庇，其危害难道下于年羹尧党和隆科多党么？

偏偏在这当口又杀出了一个御史谢济世，也指名道姓参劾田文镜，说田种种苛刻，以及为邵言纶、汪諴、黄振国辩护，与李绂所讲一一吻合，丝丝入扣。这只能说明谢受李的暗中指使，借以挽回李、蔡的不利形势——雍正帝作出了如此判断，并下令夺谢济世官，交大学士、九卿等“严刑讯问”，非要把谢济世与李绂的关系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雍正帝这样怀疑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谢、李之间确实不存在指使与被指使的关系。谢济世之所以决心参劾受到皇帝偏护的田文镜，完全是激于一时义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雍正四年六月间，为搞清李绂与田文镜互参的是非曲直，雍正帝特派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就地调查审理黄振国等案，随行的有一个刑部员外郎，叫陈学海。陈学海是谢济世的好朋友，他从整个审讯过程中得出了田文镜种种欺罔的结论，但两位钦差海寿和史贻直却没有完全如实向皇帝奏报。回京后陈学海私下里把实情告诉了谢济世，大概他的勇气不很够吧，谢济世挺身而出，冒险搏击圣眷正隆的疆臣田文镜。谢济世没有受到李绂的指使，他怎么能说违心的话呢？所以当刑部尚书励廷仪让他招认指使者是谁时，他昂首朗声回答：“确有其人，那就是孔、孟!济世自幼读孔、孟之书，应当忠谏。见奸不击，非忠也。”不管怎样用刑，谢济世也不承认有指使者。两个月过去了，刑部等衙门还是审不出个究竟，只好以谢济世“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扰乱是非，奏请将他立斩。

问题上交到雍正帝，他感到很为难。批准杀掉谢济世，缺乏证据，况且自古以来皇帝以杀谏官为戒，于是只好把大小臣工都找来，济济一堂，听他的辩解。他说，谢济世与李绂所奏完全符合，说明“必有大奸大诈之人暗中指使”，其目的是“令朕有杀言官之名”，他雍正不上这“大奸大诈之人”的圈套。谢从宽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至于“大奸大诈之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作深究？雍正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如追究起来，不胜株连。这种辩解实在太拙劣了，皇帝难于下台的窘态暴露在群臣面前。当时有个叫姚三辰的，官左中允，听雍正帝面谕时，脸上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雍正帝恼羞成怒，立即把他革了职，理由是姚三辰的“词气神色，不以朕为然，必是查嗣庭、汪景祺的同类”。查、汪是浙江人，姚三辰不幸也是浙江人，又不善于控制自己的表情，雍正帝便把一腔无名火发在他身上了。

处分了谢济世，雍正帝并不痛快。他之所以整谢济世，是想以查出他与李绂组织上的联系为突破口，从而粉碎李绂、蔡珽、谢济世等科甲出身官员组成的朋党集团。结果谢济世攻不动，舆论对皇帝如此作法又颇有反感，所以这件事在雍正帝心目中并不能算了结了。雍正七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又将谢济世注经一事参奏前来，雍正帝见谢注有“拒谏饰非”云云，很自然地认定谢济世在翻旧案，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隐恨。因此，他追究谢济世的注经，还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着眼，要把前两年处于胶着状态的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继续打下去。

而在谢济世，他的注经却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的意味在内。他本来就不是什么以李绂为首的科甲朋党的成员，他的参奏田文镜是出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行为。雍正帝硬要把他打成科甲朋党，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把他发到西北，这件事使他陷入了深思：皇帝如此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这对国家社稷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一个儒学修养很深的人，对他来说，从儒家经典中很容易找到人君应当虚心纳谏的根据。来到戍所后，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对他优礼有加，他能够从容著书讲学。于是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对人君应有的气度和作风加以阐述。说他借注经进行政治上的反扑，是极大的冤枉！从实质上说，谢济世的注经是统治集团内部在强化皇权上的不同意见，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

到雍正七年十月的时候，雍正帝宣布：谢济世在阿尔泰军前供认当年参奏田文镜，确实出于“李绂、蔡珽之授意”，据此，命将李、蔡二人交刑部讯取确供，“傥再支吾，即加刑讯”。谢是否如此招供，不得而知，退一步讲，即使他供认了，是否出于刑逼，都大有疑问。但不管怎样，雍正帝到底借着这起文字狱对老账作一番彻底的清算了。

李绂的处理刑部拟了斩决，他这个铁汉很坦然，在监狱里每日读书，吃得饱，睡得香。雍正帝没办法，赦免他的死罪，令他去干纂修《八旗通志》这桩闲差去了。蔡珽判的是死刑，监候待决，一直在狱中待到新皇帝乾隆即位，才放出来。对谢济世的处置，则有点近乎儿戏。

雍正八年初，皇帝批准的刑部文书驰送到了振武将军锡保的幕下，谢济世同另一个因为写《通鉴论》而得罪的陆生楠俱判处死刑，即于阿尔泰军前当众正法。行刑的那一天，先斩陆生楠，脑袋滚在地上，谢济世正引颈待戮，锡保却宣称奉有密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这显然是雍正帝的恶作剧，让谢济世体验一下死神降临时的恐惧，自己也能尝到报复的快意。当然，如此揣度雍正的用心，似乎过于肤浅，也把事情简单化了。

专制君王容不下有个性、有骨气的诤臣，他们要的是只知效忠君王而不知有别的使命的奴才。但专制君王又有昏君和有作为者的区别，雍正帝属于后者，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而又很有作为的专制君王。他期望臣工首先要具备田文镜那样的“公忠”，同时还要有敏达干练的办事能力，他绝对不能容忍像李绂、谢济世这样立朝棱棱、铁骨铮铮的大臣，却又想对他们百般挫辱，待他们驯顺之后，再重新起用，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但谢济世终归不可救药，他在阿尔泰戍所前后呆了九年，到乾隆帝即位，才被召还京师，恢复了御史一职。

谢济世心情很舒畅，因为恢复原职无异于是非终于论定。对于谢济世这样的书生来说，大概是最为快慰的事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使他益发振奋。田文镜其人究竟如何，新皇帝到底表了态。田文镜已于雍正十年死去了，乾隆即位后，降谕责备田文镜“苛刻搜求”、“匿灾不报”，河南人民重受其困。随后又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皇考最称许的人中，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乾隆帝能讲到这种程度已很不容易了，因为搞不好会被人指责为尽翻雍正旧案，实际上也确实有人提出了如此的指责。抚今追昔，谢济世对新帝的感戴之心尤非他人所莫及。他重新整理在戍所撰写的《大学注》、《中庸疏》，删去了被雍正帝指为“怨诽”的字句，进呈给乾隆帝，并上疏说明，自己仍然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程朱之学受到清帝的推祟，谢济世虽不用朱注，但他所据的“古本”《礼记》也是官方颁定的《五经》之一，与《四书》并行，用《礼记》注释《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算不得离经叛道。因此之故，谢济世坦率地向皇上作了说明。

出乎他的意料，皇帝掷还原书，传旨严饬。谢济世初次感到新皇帝政治上比较开明，但对有违于程朱理学的学派是绝不宽容的。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总的精神是希望皇上在用人行政上继续推行革除前朝积弊的方针。乾隆帝觉得逆耳，指责他“摭拾浮言”，不予采纳。历经宦海的风风雨雨之后，谢济世很有些长进，他觉察自己不宜留居庙堂之高了，就在乾隆三年乞求皇帝批准他回家奉养老母。乾隆很给面子，破例让他以御史转湖南粮储道，就近迎奉老母。

谢济世此举，未尝没有避祸的想法，但他虽远远地避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祸事还是降临了。据说署理湖南巡抚蒋溥与他有私怨，就向皇帝密奏谢济世将其所著《大学注》、《中庸疏》刊刻印行。乾隆六年九月，乾隆帝命湖广总督孙嘉淦查处此事。在寄给孙嘉淦的谕旨中强调了三点：(一)谢济世的问题是“自逞臆见，倡为异说，肆诋程朱，足以为人心学术之害”，故此事不可置之不问，但是，(二)“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三)谢济世所注经书即行烧毁。在随后对孙嘉淦的指示中，乾隆帝又说，谢济世“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意思是告诉孙嘉淦，他并无借此兴动大狱之意。遵照上述旨意，孙嘉淦将谢济世所注经书及板片全部查出烧毁了，又向皇帝报告谢济世的品行诚如谕旨所说的，他为人朴直，颇知自爱，奉职也十分勤恳。乾隆帝对孙嘉淦的处理，甚表满意。“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乾隆帝说到，也确实做到了。

乾隆二十年谢济世离开了人世，他是善终的，但死得并不平静。在此之前，他从粮储道改驿盐道，后以老病休致，回到原籍广西全州。二十年二月，广西巡抚卫哲治参奏谢济世放纵其子“指官撞骗，巧言牵告，不听查审，任意避匿”。当时谢正外出，乾隆帝命湖广、江南督抚于谢所到之处，即行逮捕，解交广西，待该抚审明后，仍解交刑部请旨。看来乾隆帝有意借机深究谢济世，但谢济世此时已病得奄奄一息，四月间从湖北回到家乡时便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谢济世“纵子指官撞骗”一事的真相如何，今天已无从了解了。不过从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来判断，这很可能是对谢济世的有意陷害。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帝正在部署打击朋党嚣风的胡中藻诗狱，广西巡抚卫哲治奉有密旨搜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等文字。偏偏在这个时机，又准备究治谢济世，似乎也应看作是乾隆帝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在谢济世身故十三年以后，因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从谢济世之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一书，乾隆帝看过谢济世这部作品后说：“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设使谢济世不死于乾隆二十年，那么解交刑部之后，“明正其罪”的结局不是明明名名摆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