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京华之钓鱼台

钓鱼台

在阜成门外三里河西北里许，俗称望海楼，乃金代之同乐园，为金主游幸处。清乾隆三十八年特建行宫，浚治成湖，以受香山新开引河之水，有乾隆御书钓鱼台及御制诗。每岁中元节，游人多聚此间，名为观河灯，实无灯可观。又每逢重九节，市民多就其地，驰车赛马，极一时之盛。入民国以来，已无此盛况。宣统帝曾将该园赐与陈宝琛，后经农学院当局及学生力争，嗣已划归北平大学农学院。经学院加以整理，近又为某方面收回。该处宫墙环翠，曲沼回漪。游人从深绿苔径中行，颇似身入江南名园也。

附：越缦堂记

钓鱼台地属玉河乡之池水屯，亦曰花园屯。去三里河西北里许，相近有圆通观，为金主游幸处。金人王飞伯郁，尝隐于此（见元遗山诗）。乾隆三十八年浚治成湖，以受香山诸水，于湖之东口，置闸以蓄泄洩之。其下流由三里河达阜成门之护城河，至东便门入通惠河。湖中有泉，涌出堤岸。周围约二里，中悉种莲，较什刹海多几倍之。近水为稻田。堤外积士，隆然成山。迤逦相属，西山修黛，横翠可接。湖中有船，方篷施幔，仿佛吴制。偕云门敦夫招棹人，携茗具，缓泛其中，山水晴晖，怡然心旷。惜花时已过，荷叶亦大半摘去，枯菡万柄。偶见田间一二晚花，红鲜艳绝而已。买莲子食之，甘脆殊绝。夕景衔崦，遂尔回舟，榜人采菱角一包以献。循堤至钓鱼台行官，列圣诣西陵驻跸进茶处也。宫墙周里许，下有水栏，以道湖流。宫门面南，入门过桥为养元斋，东向正厅五间，四面回廊。又西为潇碧斋，中为品字形，窗格玲珑，玻璃四照。又西过桥，登石山为澄漪亭。亭中悬高宗（乾隆）御制诗云：“墙外为湖墙内池，一般凭槛有澄漪。剔疏意在修渠政，何心瓶罍细较斯。”亭后下山过桥，以桥已断，仍由来径，曲磴逶迤。老树夹峙，水泉㶁㶁，略约相望。宫后为堵墙如城，下临湖焉。由后门出观湖闸，渐已断裂，尚可行人。时夕阳适开，循湖再过桥，登车而回。

钓鱼台是坐落于中国北京海淀区玉渊东侧的一处古代皇家园林及现代国宾馆建筑群，东至三里河路，西至京密引水渠，南至永定河引水渠，北至甘家口、前庄子。西三环把钓鱼台村分开，为东钓鱼台、西钓鱼台。因金章宗在此钓鱼而得名，又因王郁在此隐居而名重。迄今已有800余年历史。占地42公顷，是一处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金代文学家王郁曾在此筑高台垂钓，后金朝在此建行宫，元代称玉渊潭，明代为武清侯李伟别墅。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浚治成湖，并引来玉泉水。次年在湖东岸建城门式高台，镌"钓鱼台"，为乾隆御笔。台侧还建有行宫。民国初年曾归陈宝琛，1949年前为傅作义别墅。园内主要建筑养源斋，乾隆时建，是钓鱼台正厅。此外还有潇碧轩、望海楼等。1959年建为国宾馆。从建馆以来，这里已经先后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总统、国王、总理近1000人次，是一处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媒体瞩目的地方。

金章宗完颜璟博学工诗，嗣位后进一步开发了香山风景区，在中部近郊多处修建行宫，经常于西苑击球，东园射柳，猎于近郊。钓鱼台时为“金章宗春月钓鱼之地”（见《析津志辑佚》）。章宗多次幸钓鱼并在此垂钓，故留有“金章宗皇帝钓鱼台古台”遗址（见《宛署杂记》）。王郁，字飞伯，初名青雄，大兴（今属北京）人，金代著名文学家。少居钓台闭门读书，歌诗飘逸，名动中都。贞右三年（1215），蒙古骑兵南下，攻入中都。王郁一度在钓鱼台隐居，潜心著述，作台池上，假钓为乐。元代初称丁氏园池。在钓鱼台建玉渊亭、饮山亭、婆娑亭。因玉渊亭，又称玉渊潭。元宰相廉希宪改“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百析因题曰万柳堂”。明代玉渊潭“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万历初，这里有皇亲李伟别墅。太监冯保在钓鱼台占有庄房百余间，地三亩。清代，香山一带山水皆注于此。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命（玉渊潭），修建台座，台西面匾额恭悬御书钓鱼台三字”。鱼台赐与太傅陈宝森，民国年间，养源斋作过傅作义的消夏别墅。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鲁迅先生曾两度出阜城门骑驴来钓鱼台游览。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在湖南面开拓了一个约十公顷的葫芦形水面，为永定河引水工程泄水，取名“八一湖”。1959年，园内新建钓鱼台国宾馆，开辟三个人工湖，四周绿树成荫。玉渊潮水流经其内，曲折迂回于亭台楼馆和花木石桥之间。

《越缦堂日记（套装共18册）》是李慈铭积四十年心力，铢积寸累而写成，日记共包括《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荀学斋日记》、《苟学斋日记后集》九部分。洋洋数百万言，不仅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足资后世学者参考，同时书中也记录了他的大量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极高。

因此，该日记也可谓是李慈铭治学的大成，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其他三者为《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翁同龢日记》)之首。《越缦堂日记》大抵是李慈铭生前认定的传世之作，因此在字里行间都不能苟且，1920年由生前好友蔡元培助其出版。日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出版后，曾风行海内，士林争以一睹为快，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鲁迅、胡适、黄裳及孙犁等著名学人都有所撰述。

作者：李慈铭(1829——1894)，清末著名文史学家，号莼客、越缦老人，室名越缦堂。是清末同光之际才望倾朝的学者，被后人誉为“旧文学的殿军”。其人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其清高狂放，以致遗世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讥。然其穷年孜孜，笃学不怠，于诗文、考据、小学等均有精深造诣，声名斐然。

慈集寺

在阜成门外定慧寺村。该寺原为西郊一古刹，并无庙会之热闹，亦无特殊古迹，徒以戏剧界如升平署、十番学和乐署，于该寺迤西供奉葬处。故为保存戏剧界史料计，时加捐助寺僧修整，不令荒废。至今该寺西面，高墙错综，碑碣无数，即为丛葬区域。望之不禁令人骤起兴尽之悲也。

利玛窦墓

在阜成门外三里马家沟嘉兴观之西。其墓上圆下方，方如台址，圆似断椎。利为意大利之教士，于明万历九年间，传教来华，精天文，舆地测算，制造诸学。进贡万国舆图及时钟等件，因封为通微国师。与徐光启交游甚契。卒于崇祯三年，帝诏以陪臣之礼葬于此。墓堂前有晷石，铭曰：“美日可射，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宣武门内之天主教堂，即利氏所建。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利玛窦来华后，先后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认为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还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存在中国上古文献中，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

利玛窦成功地觐见皇帝，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为了减少传教阻力，使教义更加易于为中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接受，利玛窦把基督教演绎成一种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删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童贞女之子身份、特别是“人人平等”等内容。利玛窦还尽量避免谈论基督教的神学。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到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他的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利玛窦的宗教著作、译著主要有《天主实义》、《天主教要》、《二十五言》、《主的祈祷》、《圣母赞歌》、《教理问答书》等。

利玛窦向中国社会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的观点，开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几何学方面，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共同翻译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先后被十二次刻印。

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收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关于友谊的格言上百则。

同时，利玛窦还积极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首次将《四书》译为拉丁文；与郭居静神父一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1610 年5月11日，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美国《生活》杂志将利玛窦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