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济文化比宋代发达吗?

对明朝百姓的物质水平比宋朝富有吗，思想文化进步了吗?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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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野竹小邑把《豫变纪略》说成是明政府自己自吹自擂的文宣，满清头目九泉之下该暴跳如雷了，自己的统治被推迟了多少年？他连这种最普通史料都不知道，而且是我文中明确说过出处的，他都能看不见，哭笑不得。

明朝有自然灾害，有饿死人，各种惨不忍睹，这种地摊知识，他就不必翻来覆去重复了。我在书里还专门列举一节明末饥荒的惨况，政府收入过少导致对饥荒无法进行像样的赈济。列举的材料应该比他详细多了。

这和明代比宋代富裕，明朝百姓的物资水平比宋朝富有矛盾么？没有任何矛盾。正如本朝也有饥荒，也有饿死，但仍旧比民国富裕得多。为什么？因为讨论历史。不能搞下三滥式的断章取义，聚焦黑点，比烂抹黑。

更何况按朱熹的说法，南宋在丰年，在统治核心周边，州县视百姓为禽兽，多有饿死人。

类似某人这种拼命搜刮列举黑材料在加上泄愤式的对不同意见者的人身攻击，其实是理屈词穷，走投无路，理解他的心情，毕竟只有一个人情绪失控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表现。

对这个问题最合理的回答方式，就是硬碰硬的根据耕地面积，亩产量，铁产量，纺织品产量消费量，进行比较，在这个基础上，再列举尽可能客观排除利益因素的记载，看看局部的情况，整体的情况。

就这样吧，那位的情绪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能平复。他更适宜到比黑比烂的问题下面。就不打扰他继续狂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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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那个@野竹小邑 看来还是不死心，又情绪激动，满腔愤恨，毫无逻辑的扯了一大堆。

从这些漫天乱扯，其实可以看出出他讨论历史更多是宣泄仇恨，搜罗了各种能想到的明朝黑料。

照例是不给任何出处，反正信口开河么，张嘴就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网络地摊材料复制起来很方便。

论述历史，不给出处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类似野竹小邑这种毫无出处乱喷一通，把胡乱看来的黑明朝的材料堆砌一番，本没有理会的必要。

不过看他情绪实在激动亢奋，就他提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网络上典型的黑明说法，也可以拿出来说一下，意思倒并不是回复他，而是普及一些基本知识。至于他那些历史发明言论，一一指出其错误，也是浪费精力了。

他很振振有词的一条是“但好歹丰年多饥死的浙东地区，在南宋的人口依然持续增长，户数繁多。您大明呢？以宁波为例，洪武时有２０.９万户，永乐时只有１７万了。到“家家皆净”的嘉靖时只剩１１万户！史书是人民大面积逃亡！”

从他后面的发言看，他是真心 认为明朝人口在洪武之后是减少的，不增长的。还所谓明代江西人口数量不如元代之类云云。

这种问题本来都已经说烂，明代在洪武之后，根本不进行任何人口统计，地方上的户口册籍都是连年照抄，或者胡编乱造，所以没有任何人口统计上的意义。要是按他相信的明代人口不增长，那不是搬起石头砸他自己的脚么，按明代的耕地面积，亩产量增长，人均富裕程度更完爆宋朝了

关于明代人口官方籍册毫不可信，明人自己也认识的很清楚，比如茅元仪说“天下户口不入版籍者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按茅元仪在一处的说法，当时的明代户口比明初增加了十倍，这当然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若此说成立，则当时明代人口至少五亿多，甚至近六亿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至少说明茅元仪从他的主观感受来看，明朝当时各地人口确实非常稠密，这和晚明来华传教士记载的中国人口数量很多，各地拥挤，也是符合的。

不过茅元仪对晚明户口比明初增加十倍这个说法执念还挺深的，在另一处，他又重复了一遍户口增加十倍，但盐税却没有增加多少，听任商人和灶户直接交易，还是抱怨盐业利润大多被商人给拿走了

茅元仪还抱怨明代征收的丁银（相当于折合银子的劳役）实在太少。即便北方征收最多的丁银也只相当于以前的朝代的征得少的。

而在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一书里对明代官方册籍人口毫无意义的事情也说的很清楚。，完全就是地方官员为了显示仁政，不增加百姓负担，刻意压低人口数量的结果（当然本身也没有人口统计，不过有些明代官员连表面文章，让人口数字略微增加至少让数字显得真一点都不肯做）。

那个 野竹小邑 兴奋异常举出的宁波府的例子，正好也是何炳棣举的例子。可见他黑明，完全是不动脑子的乱搬网上的东西，从来不知道出处是什么。

明代中后期的所谓官方户口统计都是大同小异编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个野竹小邑还提到了江西人口，说明代江西人口少，还是看看明代来华传教士怎么记载的。

江西省在明代中国，出生率高，人口多到了本省高度饱和，无法容纳，不得不流动到全国各地去的地步，也就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劳务输出大省。因为人口多，甚至招来其他省份的人的歧视和嘲笑。

看来地域歧视这种恶俗陋习，自古就有。就象很长短时间内当代一些富裕省市的人喜欢嘲笑河南人一样，明代的人则嘲笑江西人是老鼠。虽然这种风气极端可鄙，令人厌恶，但也至少说明江西的人口数量，当时多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说明代的江西穷，也不完全对，明代江西景德镇是有名瓷器之都，畅销明代海内外，就不必说了。

还有江西的铅山镇，也是商业特别发达

江西铅山镇上

“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中小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铅书》）

明代江西的赣州从传教士记载看，也是很繁荣的城市了。城外的人口都多到难以通行

这个野竹小邑已经承认宋代丰年也多饥死，然后他反击的理由是明代人口不断减少，现在我用上面列举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证明他是连关于明代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

某人还扯到说人口隐匿在其他朝代也有。是弄错了概念，明代的情况，那不能叫人口隐匿！什么叫隐匿，官府确实在清查统计人口，民间隐瞒掩盖，那叫隐匿。明代的情况是洪武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官吏都不实际统计人口（晚明到明末，从民间到官员对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有估算，甚至明末为守城需要对个别城市人口进行过清查，但这些也不体现在黄册系统内），官吏本身不过是在连年照抄或编造黄册，这种情况，那根本不是隐匿。

其次说明他连宋代人口史都没有看过。宋代对基层的控制力度，赋税的征收力度远大于明朝，对户口数据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了明朝，甚至要求地方政府每年都必须编制丁账：“每年调查丁数时，都派户长等乡役到各家调查登记，县级政府在此基础上完成编制丁账的工作，此后逐级上报。绍兴七年比部员外郎薛徽‘岁终，县以丁之数上州，州以县之数上漕，漕以州之数上之户部，户部合天下之数上之朝廷。’” 如果地方官员不能坚持做到每年调查编制“丁账”，还会受到抨击弹劾，这种对户口丁数调查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除了丁账之外，宋代还有“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和赈济户口统计”等不同的户口调查登记系统。根据吴松弟的研究，这些户口调查登记系统得到的数据汇总整理后，再发布全国的户口状况（户数和男性人口数量，初期主要是依据丁帐）。

在宋代这种官方卖力推动的人口统计政策之下，才谈得上所谓隐匿不隐匿，明代根本就不是人口隐匿的问题。

总之，宋代对基层的控制，是远远超出明代的。明代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社会，按黄仁宇的说法，明代的基层自治程度是很高的。所以记住一点，任何说宋代平民比明代平民有更多自由的说法都是脱离史实的臆想。靠断章取义摘引律例或个例，只能是忽悠缺乏系统知识的人。

按照明代那种几乎放任自流的基层控制，平民旅游、迁徙，改换职业的自由程度是宋代望尘莫及的。中晚明的旅游业的高度发达才能催生出张岱记载的那种巨无霸式的超级客店，也才有类似徐霞客这样以旅游为专业的狂人，这是社会氛围使然。

明代不但人口不断增多，就是晚明乃至明末，大部分没有自然灾害的地区，人们的生活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我原本下面的回答里也列举过了，这里不妨把史料原文的图片也截取上来。

南北两则记载应该有代表性了。

再随便贴一些明代的经济史资料的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疵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人不能强也。今之宦者动欲择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即蛮夷可化，况中国哉！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モ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_[明]王士性<广志绎> 卷三《北方四省》）

还有此人提到

“明廷在承平之世却搞出惨烈的对荆襄流民的大屠杀了解下？宋代三百年，承平之时杀过几个流民？”

所谓对荆襄流民的大屠杀云云，也是流传已久的经典的明黑材料，这又说明这个人就是不动脑筋在网上搜罗复制材料。

明实录的所谓项忠杀戮太重，云云，是言官对项忠的攻击，项忠当时就有澄清，摆事实，列数字。

刚直能做事的官员往往得罪人，尤其得罪言官。明代言官不管三七二十一，进行各种夸大其词的攻击，这是阅读明代史料，最基本的常识。言官把张居正说的十恶不赦，就真的十恶不赦么？说熊廷弼是个草包，真是个草包么

看史料，要把事实的叙述和写史者自己带有强烈情绪的想象和胡乱发挥区分开来。更要注意写史者有自己个人喜憎导致对事实的歪曲。

所谓对荆襄流民的大屠杀云云这其实是明廷言官对负责平乱的项忠的攻击诽谤之辞，项忠在他的自辩疏里说的清清楚楚

所谓的大屠杀是怎么回事情呢？

“两月之间。散出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见民散难遏。遂携余党入藏深山。仍行刼掠。佥谓怙终。法当剿荡。臣犹以安抚为心。仍行招谕。又散出者五十一万有奇。余党犹负固不出。然后入剿。夫莫非民也。刼掠人财。故谓之贼。今众至百五十万。结成巨党。杀伤官军。据法皆当剿者设使如前负固不出将姑息而坐视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金戊。尽行抚存。而一百五十余万之中。斩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充戍止一万二千四十三人。押发止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谓杀戮太过何欤？”

至于明代天顺成化时期荆襄流民出现的原因。这个区域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当时荆襄周边省份如陕西、河南连年发生旱灾，导致大批灾民，而荆襄地区在明初山林封禁，久而久之变成一个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的地区。宣德之后，封禁解除。荆襄地区山深地广，中间多平旷土地，还有矿产，便于屯聚。当地又缺乏政府管理，进入者可以得到不错土地，又不交赋税。势必有大量人涌入。涌入人口太多，就导致问题了。就像一块无主肥肉，一拥而上都来抢，当然就出乱子。成化十二年后建立郧阳府，工商业发展，基本解决了荆襄流民问题。

如果打仗平乱就叫大屠杀，

那宋代镇压连绵不断的起义叛乱，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大屠杀。

至于此人的其他不给任何史料出处的，不给任何根据的信口胡喷，也不必一一细辨了。

其实就以他最仇视朱元璋时期而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恢复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了

朱元璋对江南富人的移民，是有利于江南地区生产力更快的发展，减轻贫富差距，各地区的平衡发展。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反观赵宋，从一开始就贫富矛盾剧烈，叛乱起义不断

即便对朱元璋颇多苛评的吴晗，对朱元璋恢复生产力的巨大功绩也是明确承认和赞扬的。

这个我记得过去在一个回答里贴过材料了，这里再重新贴一下。

贝琼记载仅仅在洪武八年，原本被战争破坏的武昌一带，恢复就相当繁荣了

“凡昔之荆棘参天，宅狐兔而盘虵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弥望，啸魑魅而号鸟莺者，今皆宫室矣”

反倒是他吹嘘的宋代，从始至终那是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末期不说，初期，中期都是如此。

放几张论文的截图

流民自然更不少

我觉得这人说的“承平之世人口到处逃命、流亡，吃人肉吗”可能说的就是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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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有个 @野竹小邑 看见我说明朝 比宋朝富裕，似乎有点急火攻心，气不可抑。

他不是正面从生产力发展程度论证宋朝的铁产量，耕地面积，亩产量究竟是不是比明朝低。

开始疯狂的抹黑模式。

要抹黑明朝还不容易么？抹黑明朝最厉害的就是明朝人自己么（当然明朝人也有客观的，想要要黑明朝，比如清廷主奴和现代的某些人，只要选择性放大突出明朝人中的夸大性描述，以偏概全，还能振振有词我用的是明朝人自己的说法啊）。从明廷官员文人里随便摘录一大堆东西，就可以把明朝黑的体无完肤。明朝又不是满清官员都奴才颂圣，黑本朝越厉害，越觉得自己是敢言直臣，脸上有光，哪管谣传风闻。

我曾说过，如果要断章取义的选取材料，那你要任何结论都可以得出。

不考察整体全局，不具体分析言论背景，用这种方式来抹黑，那只能暴露无知。

他喜滋滋把网上复制黏贴来的只言片语当成黑明朝的宝贝，其实估计他没看原始出处，那是说明代江西南昌人穷，就被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说成是描写明朝全体了，所有地方了？对万历时期大量其他地方志里描述的地方消费奢侈，贫民也喝酒吃肉穿好衣服的记载视而不见了。

而且，他估计不知道朱熹说宋代浙江连丰年都饿死人，州县视百姓如禽兽的记载。要是把明朝万历南昌府志看完整点，下面还有说地方百姓勤劳，注重积蓄，就算碰到灾年，也不至于太困乏。比起宋朝丰年乐岁，饥寒满路，丰年饿死人来如何？估计这对他要求太高了。他连出处都不给出，可见自己心虚胆怯成什么样。

用这种手法对待宋朝，那把宋朝说成穷困潦倒，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容易得很。

那些宋粉有几个看过朱子全书的？

我看宋代的材料倒确实不算多，不过我是把主要理学家的文集基本上看了个遍，包括二程、张载、胡宏、陈亮、叶适，朱熹，这点许多宋粉都未必做到吧，仅仅是专门看宋代理学家的文集，揭露宋朝穷困字迹，民不聊生，横征暴虐，的记载就一大把，就这居然还能来贬低明朝？

这里给大家共赏，看看是富还是贫

我不像有些人，东复制西粘贴。尽可能每条都给出原书截图好了

其实这些资料不过是我当年写《元亨论》系统阅读宋明理学著作，意外所得，摘录聚集起来也没想到能用，毕竟我又不是研究宋史的。元亨论都是剖析思想的，这些材料也没地方用。正好有宋粉要撞上来，那就放在这里，供有兴趣者参考利用。

给一个结论，真要把宋朝贫困记载，富裕记载，明代贫困记载，富裕记载都放在一起对比，宋朝的民间和明代民间生活富裕程度比，就差得远了。别拿明人贬今赞古的言论出来贴金，直接看宋代人自己的叙述

《二程集》

今自京师至于天下，计平时之用，率无三年之蓄，民间空匮，则又甚焉。以万室之邑观之，有厚蓄者百无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统而较之，天下虚竭可知矣。丰年乐岁，饥寒见于道路，一谷不稔，便致流转。

张载集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岁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恶米不凿，将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饿殍满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

在明代湖广熟，天下足。在宋代，按陈亮的说法荆襄之地“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痹薄”

《陈亮集》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頼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伐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

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痹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羣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繇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

《叶适集》直接说宋代民穷极

“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货财多少为拘。近者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但见立式太细，钩校甚详，不能无疑。谓将复取，臣独以为不然。何者？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寛民力，永底阜康，此诏书也。两浙盐丁既尽免矣，方以寛民，而何至于复取乎？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其理固当。然臣谓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蠧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趂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

叶适《国本下》

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实无几，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

《民事中》

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于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间者。

以臣所论，今天下之财，自一缕以上无不尽取

“尝试以祖宗盛时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朱熹说南宋州县视百姓如禽兽，丰年也多饿死

先生曰：“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又云：“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问：“朝廷合颁降礼乐之制，令人讲习。”曰：“以前日浙东之事观之，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气不来！ ”

第3558 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向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尝有人充保正，来论某当催秋税，某人当催夏税。某初以为催税只一般，何争秋夏？问之，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买绢，最为重苦。盖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钱；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绢，后请钱，已自费力了；后又无钱可请，只得白纳绢；今又不纳绢，只令纳价钱，钱数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当役，则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

“ 今朝廷之财赋不归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匮。且如诸路总领赡军钱，凡诸路财赋之入总领者，户部不得而预也。其他则归户部，户部又未尽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箠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

朱熹说宋代容易取得的钱，多归了皇帝的内库，户部所得都是严刑拷打得来的。万历真是冤啊，他生在宋代，哪里需要这么辛苦去收矿税

朱熹说宋代宗室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因言宗室之盛，曰：“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余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朝廷不虑久远，宗室日盛，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缘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在法，宗室无依倚者，方得请孤遗俸，有依倚者不得请。有依倚，谓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于困乏。今则有伯叔兄弟为官者，反得凭势以请孤遗之俸；而真孤遗无依倚者反艰于请，以其无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当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处！如宗室丁忧，依旧请俸；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汉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则皆封侯；侯惟嫡子继侯，而其诸子则皆无封。故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宫中不能容，则皆出居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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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物质水平富有很多，不仅是物资总产量的丰富，从上到下的生活水平也比宋代富裕得多。思想文化进步就更多了。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和我对明代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回答结合起来看。

明末财政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杜车别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1091794/answer/1174943120

否则有些人又会问，按你说的明朝这么富裕，为什么会官逼民反，为什么最后民不聊生，爆发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

我重复一遍，这种质疑本身就基于极大误解。明朝不是被民推翻的，而是被领不到足够军饷哗变的边军演变而成的流寇推翻的，充其量是这些边军演变而成的流寇后面又裹挟里河南，陕西一些严重灾害地区得不到财政救济的灾民。

明朝灭亡不是什么官逼民反，而是民逼军反。

晚明民间的富裕和最后被流寇推翻之间，并无矛盾。

一、先说物质水平

1、工业方面

铁产量

黄启臣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一文中有一张表格比较唐宋元明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万5026斤。[1]

这里永乐初年的铁产量数字应是把《大明会典》里记载的国初各省配额总计1847万5026斤作为国营铁冶产量再加上110万斤得来。

1847万5026斤的具体构成是：

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福建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2]

110万的出处大概是把《明太宗实录》里永乐初年终统计里的课铁七万五千二百五十二斤[3]乘15 合算得来。

但这种估算存在很大问题。葛金芳等研究宋史的学者对北宋铁产量有一段论述，说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达到最高为824万多斤，但到神宗年间变成了只有550万斤，这其中的原因是：

“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4]

也即把550万斤铁课全部当成民营铁冶产量，直接乘以5倍得到对应产量。问题是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并不等于没有，占据的比例是多少是否可忽略不计？葛金芳先生对此并未给予详尽分析，所得结论似不能令人信服。漆侠的《宋代经济史》对此问题也语焉不详，只说宋代824万多斤、550万斤这些数字“原材料书上都称之为产额”[5]，而现在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是铁课。神宗年间数字的下降是因为移作铸造铁钱之用。而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则认为北宋从824万多斤下降到550万斤是因为推广胆水炼铜法，生产300万斤胆铜需要耗费六百多万斤的铁[6]。总之众说纷纭，不同学者对数字的解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对于明初这1847万斤的铁究竟什么性质，存在类似问题。究竟是包括国营和民营铁厂的全部产量，还是仅仅国营铁冶产量，还是国家分配给各地的应该交纳的定额数量？杨宽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将1847万斤作为洪武初期每年国库收入的铁的数量，项目中列为官冶炼铁[7]。一些论著则直接将之作为官营铁产量和其他朝代进行比较。如《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说：

“明代钢铁产量达到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洪武初年，全国官营生铁年产量1847万余斤，是唐代8.9倍，北宋的2.8倍，南宋初年的8.1倍，元代的3.1倍”[8]

但从《大明会典》的记述来看洪武、永乐时期前后一共指定十五个矿区开办国营铁冶（其中洪武时期十三处，永乐时期增加二处），根据需要时作时辍。这十五个国营铁冶厂分布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四川、顺天境内的州县。所谓1847万斤则是从湖广、广东、北平、江西、陕西、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山西、福建各处总计得到。而且可能仅仅是明初某一时期的规定，非一直实行的通例。

除北平和顺天府重合外，河南、浙江、福建三个布政使司并未有设立国营铁冶所的记载。那至少河南的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的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福建的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当属征收铁课，只不过被当做国营铁冶所的代偿。只有云南、广西、贵州等偏远地区不列入统计。这和后来朱元璋命令罢停官营铁冶，以征收当地铁课代偿属同一性质。因其以国营铁冶的配额方式出现，而不统计进入明实录每年年底的铁课。

至于其他布政使司的配额数字也未必全是官营铁冶产量。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三月“置铁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一员秩正八品，副使一员秩正九品”，每个国营铁冶厂每年产铁数额都有明确规定：

江西南昌府的进贤铁冶每年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的新喻冶、袁州府的分宜冶每年各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的兴国冶每年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府的黄梅冶每年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的莱芜冶每年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每年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每年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阳府富国、豊国冶每年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的大通冶每年一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每年各十万斤。[9]

这些国营炼铁厂一年规定产量总计为805万2987斤，若加上永乐时期开办的四川龙州冶和顺天府遵化铁冶 ，算四川北平两地配额都为其所出也不过82万斤，则明初国营炼铁厂的规定产量应在是887万斤左右，将1847万斤减去887万斤得到960万斤。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至少这960万斤并非国营铁厂生产，而是通过铁课方式征收得来，只是作为不兴办国营铁冶地区的代偿配额。按征收比例十五分之一计算，其对应代表的民营铁产量应为1亿4400万斤，加上国营的887万斤，合计为1亿5287万斤，以一公斤为1.673明斤计算，相当于9万1374吨。约为葛金芳估算的北宋产量的五倍多。

但以上估算其实只能作为当时铁产量的一个下限数字，1847万斤中官营产量的实际比例可能更低。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今河北省境内，当时属河南）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统治者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结果朱元璋回答：

“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 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10]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且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九月《明实录》有这样的记载

“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11]

开炉三年贮铁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 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

“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 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12]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至于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有些学者，似有误解，他们以为洪武二十八年后才允许民间私人自由采矿冶铁。如黄启臣说：

“明政府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被迫下令罢除各处官冶,允许私人自由采矿冶炼,按产量纳税三十分之二。”[13]

而从上引洪武十五年记载看，官营之外矿区并未限制私人，朱元璋说 “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若不许民间自由开采炼铁，则也无所谓民得其利。洪武二十八年允许私人开采，是指原先指定的十三处官营冶铁所也对私人开放而已。停止各处官冶也非被迫，恰是内库贮铁满足国家需要后的主动选择。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合， 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14]， 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1847万斤就是洪武初期全国包括官营民营的真实铁产量。但这样算，则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有些难以置信。

从一些地方上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

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八百万斤左右[15]；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16]

也即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

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17]，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万6641斤[18]，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强，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８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一些论著中说的“明代钢铁产量达到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19]结论正确性没有问题。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才2500人。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20]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是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凤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21]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22]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

“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23]

另外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一项独特创造 ，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说

“更值得重视的，就是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部。”“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明代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24]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中说“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25]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只能引用摘录相关内容简略的介绍一下。

纺织业：

“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到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

能够显示明代丝织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证据是明代绢价的下降：

“就现有材料，……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26]

这可从一个侧面显示明代丝绢产量远高于宋朝，导致价格大幅下降。或有人认为这也和其他竞争性纺织产品增多有关，但影响应不大，因为丝织品一直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甚至随着明代奢侈扩散化，平民对丝织品的需求只会增大。

虽然题主问的是宋朝和明朝富裕程度的对比，不过也顺便说一下明清丝织工业的对比。

这里针对一些明清时期苏州丝织工业进行对比的说法，稍微分析一下。李伯重先生说：

“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要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万历29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127）。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128）。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1500-3400部，织工达5000-10000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12000余部（129）。”

“如前所述，明代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可能在1500部左右，清代中期则增至12, 000部以上。因此清代中期苏州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七倍”[27]

这段话错误明显，首先是苏州城和苏州府分不清楚。明代苏州府除了苏州城本身之外，还包括了吴江、常熟、嘉定、太仓、崇明等地区。而其中吴江、常熟，嘉定，太仓本身都是相当繁荣，手工业颇为发达的城市。

“仅仅是明代苏州吴江的盛泽（这还不是苏州城！）,‘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28]（见李绍强《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一文）

而到了李伯重先生笔下成了‘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甚至直接拿顾炎武提到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来证明苏州机户数千人？这只能说错误明显。

他说的明中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大约在1500部左右，当非事实。

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是整个明代，南方的工商业比北方发达得多，而苏州府尤其是南方的工商业中心，是整个南方工商业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

明代北方也有丝织业，规模有多大呢？

根据清代的山西《潞安府志》卷8的记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登机鸣抒者不下数千家。绸品精美，有‘机抒斗巧，织作纯丽’，‘潞绸遍宇内’的说法。洪武中已在山西设织染局，主管皇绸派造。派造程序一般是‘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万历以后，也有皇帝直接诏造的情况。大致每十年明政府在潞安派造皇绸四千九百多匹。明末丧乱，受战争破坏，绸机废毁殆尽，以后清代虽然仍保留织机近二千张，但生产规模再也没有达到明朝那样的程度。”（见卫广来《明代山西手工业考察》）

也就是在明代山西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张绸机，已经超过道光时期苏州的12000部了

而李伯重那里，明代丝织业只会远比山西发达得多的苏州府，居然只有1500张？

难道说北方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张绸机，而境内仅仅吴江的盛泽一地就“衣被遍天下”的苏州府居然只有1500部？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里我还可以再补充几点，即便仅仅算明代晚期苏州城内的织机也不可能仅仅只有1500张。

李伯重的1500张是从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巡抚应天右佥御史曹时聘给万历皇帝上的奏疏里说的“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推算出来的，至于顾炎武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其依据的源头也当是神宗实录里曹时聘的奏疏。

曹时聘的奏疏其用意就是阻止万历皇帝继续征收商税，其内容本身就自相矛盾，比如前面说

“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

后面说：

“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者也，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29]

（这一点内容，本身也可以看出明代晚期资本家的贪婪，工人阶级的愚昧和无知。资本家为赚取更多利润，公然抗税，以罢业威胁煽动工人阶级起来闹事，对抗万历派去征收工商税收的人员。而官员则成为这些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煽风点火，放纵鼓舞）。

前面说苏州老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丝织业，或者出资当资本家，或者出劳力当工人，后面却说“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区区几千人，按照任何一种算法，连工人和家属都算进去，也不到苏州人口的五十分之一。那前面所谓的“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岂非成了笑话。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明白了。这些官员其实和那些抗税的资本家是穿一条裤子，一方面要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要说明这个税收波及影响的百姓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是把整个苏州城的百姓都牵连进去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竭力缩小当时苏州丝织业的规模，如果据实说是几十万人，那不是更说明万历征收税收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吗?整个丝织业完全是暴利行业，这样一个暴利行业，仅仅收取六万两的税银，居然还叫苦连天，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曹时聘之类的官员这种自相矛盾，前后错乱，其实和明代户籍人口胡编乱造，等是一个道理，都是要竭力压低国家征收的赋税数量。他们只有为地方和行业的眼前那点利益服务，才能博取仁德的好名声。

从一些记载来看，明代晚期仅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规模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明晚期朱国祯说苏州人“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30]

这也意味一半的城市人口都从事丝织业，

《镇吴录》有相似的记载：“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31]

蒋以化说;

“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嗽嗽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旧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两资为生久矣。”[32]

这些记录甚至包括曹时聘自己的奏疏在内，无一例外的表明当时丝织业是把几乎大部分的苏州市民卷入进去的行业，而绝不可能是仅仅占据人口少则百分之一多则也不过几十分之一的数千人（算三千人好了）。

另外根据明代传教士的证词，也可以看出当时晚明丝绸产量之巨大，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

“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产丝绸，以至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着丝绸，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世界的其他地方”[33]

《利玛窦书信》里也提到：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34]

其他一些关于明代丝绸消费普遍程度记载的截图也放在这里。还是《利玛窦书信》

晚明时期西班牙人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的记载

一篇论文中的关于明代丝绸消费的资料

再看樊树志《晚明史》里的一些介绍：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35]

如此庞大的本国消费量（无论贫富都穿丝绸），以及如此庞大的海外出口量（破坏西班牙本土的丝绸生产），都需要庞大的生产规模支撑才可能实现。而众多史料记载的当时明代丝制业生产的中心苏州府，苏州城内一半城市人家都从事丝织业生产，其规模只可能是以十万人以上计，而不可能是数千来计。所谓数千人云云可能是官员为了防止万历坚定收税决心的蒙骗之辞。

此外“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36]

“前面提到的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四方”[37]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38]

“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39]

江南出产的“绫、布而物衣被天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前来收购棉花，棉纱和棉纺织品。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40]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41]

制瓷业：

《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一书说“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景德镇，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绕郡产’”“到万历时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42]

“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43]

此外曹大为提供的数据：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44]

在许涤新, 吴承明编写的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45]

制糖业：

“明代发明先进的糖车取代宋元时榨糖技术，大大提高了榨蔗效力。造糖技术上也有大发展，明中叶已能制作白砂糖，……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糖产量大幅上升，质量也明显提高，闽广两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全国制糖中心，各种糖制品远销海外，是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46]

造纸印刷

明代私人刻书空前繁盛 ，大的刻书中心就有苏州、常熟、无锡、湖州、歙州、南京、建阳、杭州、北京等城市。

有人评价明代雕版印刷：

“出版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在古代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与之比拟’”[47]

许多出版商，集抄书、刻书，售书合为一体。比如晚明毛晋的汲古阁：

“从亲自投资、 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 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 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48]

此外如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金陵唐氏富春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等等都是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49]

明代创造的套版印刷技术是一大成就，一开始用套版技术印制带有批注评点的经史子集和戏曲小说，后来又把套版印刷和版画结合，形成彩色版画印刷术，达到极高艺术水平。万历年间，起先用涂色法印制《花史》、《墨苑》以达到彩色效果。后来很快发明分色套印法，印制了第二版《墨苑》.

据王重民说，欧洲两百年之后才知道套版印刷：

“后来，虽说铅印、石印、胶印发展得很快,可是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从我们的套版印刷法演变出来的。所以可以说,套版印刷法是我国在全世界印界史上第二次大贡献”[50]

明人又发明了能使花纹凸显纸面之上的“拱花”技术，和分色套印法结合在一起，能印制出极为精美漂亮的书籍。“水印木刻已成了印刷术中的一门绝技” [51]，后来对日本的版画印刷也造成巨大影响。

活字印刷方面，明代成就同样辉煌。明以前铜活字印刷不多见，只有零星史料提及，且语焉不详。而明代铜活字印制的书籍则有很多，《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文苑英华辨证纂要》、《艺文类聚》、《春秋繁露》、《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壁 事类备要》、《玉台新咏》等等 。

至于木活字印刷，“分布地区之广、活字种类之多、印本内容之丰富、印刷技术之精湛,都是史无前例的”[52]。 著名活字出版家就有二十余家,木活字本有百余种。到了崇祯时期邸报用活字排印，这是中国用活字印制报纸的起源， 还有明人用活字印家谱的。

2、农业方面

耕地面积

关于明代的耕地面积，以及粮食亩产量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了。

明代的耕地面积，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间就测量过，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展开了大规模的测量，应该说其数据是相当可靠的。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数据，万历三十年，明代耕地面积为12254291顷，也即12亿2542万多亩的耕地。[53]

张显清在《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一文中说

“至万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11618948顷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顷余，两项合计12254291顷余⒂。这是有明一代耕地面积的最高额，比明初翻了两番，是宋代最高田额的2．33倍”

这耕地面积名义上是包括民田官田以及卫所田地的编制在内。到了明代晚期，卫所制度废弛，绝大部分官田和卫所田地都已经转化为民田了，只是空存其名而已。

粮食亩产

张显清在在《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一文中说：

“余也非提出，北方折合今制，每市亩平均产麦，两宋为0．694市石，明清为1．302市石（195.3）；南方每市亩平均产稻米，两宋为1．387市石，明清为2．604市石（390.6斤）[82]。吴慧提出，北宋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25．8市斤，明代中后期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46市斤[83]。唐启宇提出，明代较宋代亩产提高50％[84]。曹贯一提出，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宋代，折今制，稻谷亩产286市斤，麦粟亩产100市斤[85]。明较宋，稻谷亩产提高70％，麦粟提高57％。姜守鹏提出，宋代亩产量约为165斤，明代为245斤，增长48．5％[86]。李伯重提出，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约为1．7石(米)，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米)[87]。”。

“农史专家据《沈氏农书》等农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区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过‘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北方北直灵寿县试验的‘亲田法’，高度密植种粟，其密度也高出现在的水平”[54]

即以施肥技术而论，现代农业自然是使用化肥，但我国明代先人，则利用各种绿色环保，生态循环的手段。除了人畜粪肥、绿肥、浸渍废物、河泥积尘等传统肥料，各类农业加工副产品如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制成的优质肥料在江南被广泛使用。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另外硫磺、砒霜、黑矾、卤水、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无机肥料也在明代后期被使用。徐光启还发明创制了无机、有机肥混合成的高效“粪丹”，其效力一斗可相当于大粪十石。宋应星、徐光启介绍的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其他如耕田工具的技术革新，水利灌溉工具的进步革新，选育良种技术的进步等等数不胜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早熟稻种植才真正开始在中国深入推广，这被称为一次农业革命，张显清介绍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早熟稻最早是北宋真宗时期由占城传入福建，但还未广泛栽种。到了明代中后期，才在南方普遍种植，尤其是促成湖广地区转变成为最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区，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而稻米也成为明代人的主要食粮，按宋应星的估计，占据了70%的份额。

水稻也在北方部分引进种植，此外轮作制度的施行和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等等也都使得明代的农业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些进步的基础上，明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对明代全国粮食的平均亩产量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南北方亩产加权平均后的结果是每明亩生产2.31明石原粮，明代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0225市石，也即约每亩2.362市石。每市石原粮按照134市斤计算，则平均每明亩生产原粮316.5市斤。明代的一亩相当于现在的0.9216市亩，相除一下，得到明代的亩产量是平均每市亩生产原粮343.424市斤。

吴慧自己承认这数字最多只适用于明代前期，如果是明代的晚期，这个数字是偏低的。他的原话是：

“343市斤／市亩，这个数字对明代前期来说，也许还可以，但对明代晚期来说，就只会有一定程度的偏低。因为在这亩产中双季稻的因素一点也没有考虑进去，而在当时是多少还有一些的(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水稻一年二熟，‘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同时，在这亩产中，大豆产量是从低估计的。而当时有些地方大豆亩产还是并非这样低的。晚明推广的玉米、甘薯的因素未加计算则是偏低的一个主因。”[55]

实际上不是偏低一点，而是偏低很多，因为按照传教士的见闻，在明代南方，一年二熟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况（不是的倒很少见），甚至有些地方是一年三熟。有些学者根据地方志记载的统计，说明代种植双季稻的只有广东、云南、福建、江西、浙江等五省的15县，而清朝是12省159个县云云。

这种看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明代地方志上这类记载同户口数字胡编乱造是一个性质，在田亩数量被朝廷丈量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就尽可能压低本地区的稻谷产量，以便尽一切可能的少交赋税。当时的地方官员把这种做法视为自己的美德。而清朝是屠刀架在脖子上来收税。清初两大案哭庙案、奏销案都是围绕征税演变成的镇压屠杀地方百姓的惨案。根本不同情形的记载，怎么能放在一起来比较？这种情形下，传教士的见闻是更可靠的证据，因为他们是亲眼目睹，没有夸大或缩小的必要。

由于从头估算明代平均亩产量工作量很大，这里就用张显清提供曹贯一的数据“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同吴慧的数据综合起来，甄别分析一下。

曹贯一对稻谷亩产的估计情况比较符合明代的实际。如张显清提供的明代史料记载松江府每亩高者产稻米三石，低者一石五，按1:2的比例，合原粮稻谷为六石到三石，平均在四点五石；嘉兴府丰年每亩稻米加上同亩产的春花小麦四石五，平常是每亩合计三石，相当于原粮六石到九石；湖广地区中等田地米两石，合原粮四石；广东地区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好的可以到十石，低等的也能到五石。

以上提到一般平均水平都是稻谷原粮在四石（合稻米两石）以上，高的如广东可以到十石。事实上明人为了少交税，或者防止朝廷多征税，往往在各种记述中刻意压低本地的粮食产量，因此以上记述本身就是只会低估不会高估的。

综合各种因素，把更普遍的明代晚期南方地区正常年份平均定在每亩4石原粮是合理的，每石按130市斤算，则每亩的原粮产出也就是520市斤（合成品粮为260市斤）。现在再保守一点，再压低一点，则就可以按曹贯一的488市斤计算。

曹贯一说的北方旱地平均亩产157斤显然过低，这相当于只有原粮一石多一点。就按吴慧估计的明代北方“夏麦秋粟合起来还算它两石。如只种一季作物，产量就较高，亩产也算它两石。两年三熟也作同样的估计。”

由于同样一石容量的原粮，小麦、高粱、粟等比稻谷要重（小麦145斤，高粱142市斤，粟135市斤），所以按平均一石140市斤计算，则两石为280市斤

加权比例系数，考虑清时期，已经打破了明代的卫所编制，尽管耕地绝对数量比明朝下降，但其南北耕地比例关系应该相对接近于明朝的情况，所以就采用吴慧提供的清朝时期南北耕地比例关系来进行加权平均，也即南方耕地占55.55%，北方耕地为44.45%。[56]（这个比例可能还低估了明代南方耕地所占的比重，这个数据可能把清增加的新疆等北方地区耕地也算进去）。

尽管以上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在明代的话，部分北方地区用水利灌溉的手段，也引种了水稻。另外这里的数据也没有考虑明晚期已经普及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但作为大概估计的话，也只能如此了。则平均亩（明亩）产量为

488市斤×55%+280市斤×44.45%=392.86市斤

折算市亩，把上述数字除以0.9216，则明代每市亩生产的原粮为426.28市斤。

这个数字和其他时代不妨对比一下，由于清朝难以有准确的数字，和民国时期的数字还是可以对比的。

吴慧根据农情报告和国民党政府农林部1948年统计手册等资料，列出了1931年到1947年各种粮食产量的数据表格，然后在此基础上，算出1931年粮食亩产量为270.9市斤；1932年是290.4市斤，1936年是292.26市斤。（这些年份都是气候最好，产量最高的年份了，其他年份灾荒之类，产量更低）

这些民国最好年份的亩产量比明代平常时期都低了一百三十市斤左右，然而这还算是好的。到了抗日战争之后，亩产量进一步下降、

1947年的亩产量是180.71市斤，包括大豆甘薯等之后，是192.5市斤，算上复种是240斤。（国外学者的估计要更低）

到了1949年，不算复种的亩产量是130市斤，算上复种的还是200斤不到。

也就是明代晚期平均亩产量要高出民国亩产量最高峰时期将近百分之五十，比建国前的年份高了一倍还多。

有些人看到这里，一定会大呼小叫了，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即便吴慧自己严重低估明代亩产量的情况下，这都是事实。

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亩产量不仅低于明代，甚至还低于汉代国家稳定的时候。按吴慧的说法：

“促使有些同志不肯轻易放弃汉(以至唐)代粮食低产论还有一个大的思想障碍是，近代以至解放初期粮食亩产只有二百几十斤，汉(唐)代就达到(甚至高于)这个水平是不敢叫人相信的。把汉唐亩产说成只一百几十斤、宋代二百斤多一点、明清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在这些同志看来矛盾就不突出了(近代和解放初比明清还有增长)。他们问:如果汉代亩产已经很高，明清更高，岂不是历史在倒退，近(现)时反而不如古代吗?”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代的原粮亩产不仅低于清中叶，而且有的时候(如解放前夕的1947年)也低于汉代的亩产264市斤。这是一个不可讳言的厉史事实，不是把汉代亩产压低所能简单了事的。”[57]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吴慧分析说是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水利破坏、灾荒扩大。土地最肥沃的东南产粮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杀掠破坏导致户口锐减、耕地荒废，很长时间内元气未复。而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又陷入停滞。

吴慧说：

“只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出近代史上这一段的生产的逆转，才是合乎情理的。因近代史上粮食亩产低落，而不敢相信古代的粮食亩产曾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不是理解历史的正确的方法。”

“正确估量汉唐宋元明清的生产水平，丝毫没有美化古昔贬低近时之意。近代史上生产的低落、逆转，是历史的耻辱的一页。我们要以洗雪耻辱的心情，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困难问题，力争在不长的时间里使我们的粮食生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最高点。而不能以低估历史上的生产水平来俯就近时。” [58]

这一段话说得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击节赞叹，拍案叫好。道理说得精彩极了，透彻极了。同样道理，也不能为了俯就清朝的粮食产量，而去严重低估明代的产量。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历史是会倒退的，民国粮食亩产量的历史低谷，恰恰本身就是清朝延续的结果。

如果说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等对江南地区的疯狂屠杀，尚且造成了这些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元气不能恢复。那么明清之际，清朝更为疯狂的遍及全国的对各个地区进行的镇压屠杀，其造成的恶果又如何？再加上后续沿海迁界，镇压三藩起义，等等，其恶果又如何？其造成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最为熟练，最为先进最有文化的人口大量损失，整个技术的断层流失，恶果又当如何？

农业劳动生产率

按郭松义的说法，明代晚期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59]。这里他说的粮食是指未加工过的原粮。

但他的估算是把明代的亩产量严重低估，把明代的耕地面积严重低估，然后再把明代的人口也严重低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由于分子和分母都被低估了，所以这个结果也很难说是夸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只能自己再来估算一下。

张显清也有一段明代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论述：

“据《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提供的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长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舍去春花小麦不计，每亩产稻米三石，共得24石。该长工同时管理桑地四亩，一亩桑地产桑叶一百个(每个20斤)或八、九十个，以每亩产桑叶80个计，值银八两，四亩可卖银32两，折成稻米32石。八亩水稻田、四亩桑地合计每年共可得米56石，这即是这位长工的劳动生产率”[60]

张显清只说他每年可生产56石稻米，我们需要转化成重量。

一明升为1022.5毫升[61]，为1.0225市升，一市升大米约为1.5市斤计[62]，一石是一百升，则明代一石大米的重量是100×1.0225×1.5=153.375市斤。

也就是按张显清的数据可以认为明代一个劳动力能生产56×153.375市斤=8589市斤的大米。（注意这里是大米，而不是稻谷）。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明代农业工人的产量，不能代表普通水平。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情况。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十四中说：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於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的注释里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把“每亩收一石五斗”之后，加了省略号，然后直接和“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连起来，容易形成误解，本来是田租收取少者四五斗，变成了亩产量少者四五斗了。）

松江算得上亩产悬殊最为严重的地区了（何良俊说“未有如”）。在西乡，每个劳动力产量（妇女和男性一起算）在36石大米以上；如果稍微勤劳的话，每个劳动力产量可达到45石以上。在东乡，每个劳动力产量在3.75石，相差十倍左右。

但在江南地区，类似东乡这样地势高，完全靠汲水来种水稻的毕竟不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地方，完全可以不种水稻，而是种如棉花之类需水量相对少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松江本来就是产棉大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苏州部分呢里提到昆山县的情况时候说：

“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63]。

虽然不是直接说松江府，但昆山县这些田土高仰的冈身和松江府“东乡田高岸陡”是同一种情况，这些土地种棉花获利不会比水稻少，甚至只会更高。

更不必说如果到了万历时期，玉米番薯之类作物已经普及的话，明代农业工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因此在明万历时期，松江府的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完全可以按西乡的水平来算。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南方在劳动力和土地相结合的情况下，上、中、下三个水平的生产率。

南方生产力最高水平，嘉兴、湖州地区人均产量8589市斤的大米

南方生产力中等水平36×153.375市斤=5522市斤。

南方生产力最低水平算3.75×153.375市斤=575市斤

但这三个还是有些极端，我们再设立一些中间值

中等偏上的产量可算（8589+5522）/2=7056(小数点约去)

中等偏下情况算（5522+575）/2=3049

一些地区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在这些给出数字水平上下浮动。

明代的南方诸省有南直隶、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

湖广是明代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明代中期以后就流传湖广熟天下足，也即只要湖广丰收了，就可以养活全国人，因此这一地区农业工人每年产量定为7056市斤大米。

广东也是土地最为肥沃，气候最为有利，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前面说了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下等田亩也有五石，而松江西乡最高的也只六石原粮，因此也定在7056比较合适。

浙江是鱼米之乡，嘉兴、湖州就属于其范围，历来是粮食高产区，因此也定为7056比较合适

南直隶既包括南京周边以及松江、苏州等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也包括安徽等土地相对贫瘠之地，定为6000比较合适

云南、四川都是明代土地肥饶地区，比如关于云南，谢肇淛的《五杂俎》里说：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若非黔筑隔绝，苗蛮梗道，诚可以卜居避乱。然滇若不隔万山，亦不能有其富矣。”[64]

再如四川，欧阳直的《蜀警录》中说：

“余蜀人，知蜀事即以蜀论。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童时，见里中人烟颇殷庶，风俗颇淳厚尚气节，敦信义，崇礼让，励勤苦，亲亲长长，称诗说礼，任恤睦姻，比间相助。士大夫饬廉隅而修俭德，群弟子尽孝友而笃公忠，屏去华服珍奇，独推布帛菽粟，心无机械，目无干戈，人不知兵，家惟弦诵，陶然于和风甘雨之中，真不啻极乐世界。”

又说崇祯时期省会成都以及四川东部的奢侈风气：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削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65]

要达到这样极乐世界或者奢侈消费的水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可能这些地方农业技术略低于南直隶，所以可把四川和云南的生产率定为5700。

福建多是山地，居民捕鱼和出海贸易比较多，但明末已经普遍种植高产作物，加上居民勤劳聪明，技术比较发达，因此也可以定在4049。江西人口众多，据传教士所说经济水平相对全国算是落后的，因此生产率定3500左右。广西为中国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比较多，生产力发达程度不能和其他省份相比，但处在南方，气候水源应该对农业还是有利的，可以定在2500。贵州是最落后的地区，可定为最低的575。

这里省略过程，最终大致可以估算得到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是4682市斤大米。

以上虽然是按照大米计算的，但仅仅是按照价值来算的，实物构成仍旧是包括了除大米以外的其他粮食，所以折算成原粮的时候，不能只按照稻谷的加工率来计算。

稻谷的原粮和成品粮的比率是1:2；把小麦以及秫、谷、玉米、高粱等都算进去。按郭松义提供的数据，这些从加工率从59%到90%不等。和稻谷平均算下来，按总加工率58％来计算。算下来，则相当于原粮8073市斤

这和郭松义说的明代晚期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还高出了1563斤。

正因为明代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生产原粮达到了原粮8073市斤的高水平，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可能出现明代晚期记载的各种平民奢侈消费风气。如山东等地“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66]

才有山东人丁耀亢清初回忆万历时期的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67]

才有《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记载的崇祯改元前后的河南景象（我翻译成白话文了）

“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岁暮，老农衣大缣，骑牝马，燕集进钱百，则俨然上客矣。）

“在家居住的士大夫，都建造楼台、园囿、池沼作为娱乐。近水的地方则修建河亭、游舫，蓄养歌伎，演奏丝竹乐器。花晨月夕，酣不绝。风流吟啸，如同晋人一样。其间如果有朴实憨厚，不跟着时髦一起享乐放达的人，大家就群起嘲笑他太土老冒了（或有朴鲁不为放达者，则群起而非笑之曰‘伧’。）。”[68]

2、明代西方传教士看到的明代人口数量和农业生产情况

我这里引用的传教士都是明代来华，亲眼目睹过明代中国情形的传教士的记载，他们不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也不比那些后世只凭纸面描写而妄自揣测的人，因此他们的证词应该是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

（1）、曾德昭的记录

首先引用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记载，他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 Semedo)，在1613年来华，而后在中国各地传教，曾经在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居住过多年，行程遍及中国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之久，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途中写了《大中国志》，1649年又返回广州，曾经为南明永历帝宫中人员举行宗教仪式，后来死于广州。

其对已经处于连年大灾，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时期的明末中国情况的记录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下面是他关于明代人口之多的记录

“我曾在流往杭州(Hamchen)的南京( Nanchim)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等待数量惊人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69]

“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不仅村庄，连城镇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舍几乎连绵不绝。”[70]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71]

“它（指南直隶应天府）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村落彼此相接，由3英里接3英里不断。虽然现今因皇帝不驻跸于此而人口减少，各处仍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72]

“中国人体质好，身体壮实，他们是艰苦的劳动者，他们的上等土地用技术开耕，收获丰富，而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无一尺未开耕的土地)靠辛勤劳作，他们也终于使它有收成。”

“我路过河南(Honum)，看见有人用三块铁犁，即犁头耕地，走一趟就犁出三条畦。又因土壤宜于我们叫做Feazols即菜豆的种子，他们把它放进一个固定在犁的顶端的容器，即方盘内，这样，豆种随犁头前进缓缓撤播地上，像谷物随磨斗转动落入磨石。所以耕地和撤播来年期望的谷种，是同时进行的。”[73]

（2）、盖略特•伯来拉《中国报道》

盖略特•伯来拉在嘉靖时期因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并有海盗嫌疑，被明朝政府抓捕，关押在福州监狱里，后被释放，他在《中国报道》记叙的就是其留在中国时期的见闻。关于嘉靖这次葡萄牙人被抓捕，《明史》里也有记录，牵涉到的就是有名朱纨的事件。下面是伯来拉记述的嘉靖时期明代人口之多的情况。

“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裸树下看见成群的儿童，而本来会认为那儿是根本找不到人的。”[74]

“国内人烟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往福州的路上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只看见村民耕地的牛。拉犁只用一头牛，不仅在这个省，在别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样。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们则要用气力。”[75]

（3）、克鲁士《中国志》

克鲁士1556年也即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广州，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中国志》的最后一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得知，他说到的上帝的惩罚是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这时候他肯定在广州，这一段可以证明：

“我在广州城向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打听国内发生的天灾，他不能用口把情况告诉，就给我一封他收到的信，里面谈到所发生的事，叫我抄录一份再还他。但他又不相信我，便自己抄写，把抄件留下而把原件给了我。我在一个通晓两国语言的人帮助下，把它译为葡语，其大意如下:山西(Sanxi)和山东(? Sanito)的大老爷向皇帝上奏称这两省发生强烈地震，白昼变得暗若黑夜(他没有说延续了多久)。”[76]

（这也说明无论这些欧洲传教士如何记载大明的富庶繁华，但他们骨子里都是抱着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因为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所以才把中国发生的灾害，幸灾乐祸说成是上帝惩罚）

摘录的主要是克鲁士关于明代人口、农业和饮食方面的记载。

“我也要在这里给读者们一个必要的警告，让他们能想象到中国的事物有多伟大，也就是说，尽管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现在却刚好相反，因为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看到它给人留下一个和听到的或读到的极为不同的印象，这由我本人和其他人在眼见中国事物后所证实。

“这必须要眼见而不能靠听闻，因为耳闻不如目睹。这种情况有似舍巴女皇(Queen of Sheba}之对待所罗门(Solomon)，当她听说他的智慧之名时，她想亲自去证实一下，便从她的国家赴耶路撒冷，在听到所罗门谈许多事物，眼见他的宫室和政府后，她说:‘赞美那爱抚以色列和立你为它之王的上帝，我所看见的远比他们向我谈到的你伟大。’读者对于我在这里谈的中国事物应有同样的感受。”[77]

“靠近印度方向的第’一个省是广东省，省城是广州城，省名即由此而来。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78]

“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广东省包括的海南，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因为海南人烟稠密，海岸线有五十里格长，但广东海岸的陆地比〔海南的〕要长许多里格，或者更多。”[79]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80]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81]

“在河边观赏那数不清的船，来的去的，扬帆的划桨的，是一件很偷快的事。稻田一望无际，远看似好多张帆的船只是穿过陆地，到你朝船走去，船也朝你驶来，你才看见庞大的船身(除帆外先是什么都看不见)，也才看见船驶来的宽阔港湾。”[82]

“中国是一个耕地差不多全部开垦出来的国家。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人们是消费者，极好吃喝、穿戴及其他家庭消费，特别是他们是大食客，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的巨大耗费。此外，这个国家中懒人受憎恶，人人讨厌，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一般没有施舍给穷人的习惯。”[83]（引者注：关于没有施舍穷人的习惯应是克鲁士的误会，可能呆在中国时间还不够长，否则会知道中国也有施舍穷人的现象）

“如我所说，由此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引者注：前面一段话是说印度和占城等地有大片荒野，人们不想耕耘，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暴君尽可能强征搜刮一切财物，从而无法多劳多得），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林，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

“在干土和硬地上，他们种植麦和豆，在既多又开阔的水淹低地，他们种植大米；低地有的一年两收或三收。只有在气侯严寒的高山上，不宜于种植，没有开发。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西。狗骨头和其他动物的骨头，他们用来制作玩具，代替象牙在上面雕刻，镶嵌在桌子、卧榻及别的漂亮家具里。他们不丢掉任何品种的破布，凡是用羊毛织成的粗细破布，他们就制成细纸。他们用树皮、根茎和破丝绸造纸，在丝绸纸上写字，余下的则用来卷在丝绸幅一中”

“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全城。他们背着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尽管桶没有盖，仍显得国家和城镇的清洁。有的城市，这些桶常常有盖，免得熏人。人粪用来施在他们的菜园里，他们说施肥后蔬菜可得到生长;他们把粪搀合泥土，在太阳下烘干。”

“和使用人粪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84]

“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无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85]

“土地的富饶及其物产的充足

“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们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猪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犬街的牌坊下，还有如我们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顶盖的过道里，但在这里不卖鱼和肉，因为专一有售卖它们的街道，除非是可以到处售卖活的。”.

“菜园里有很多蔬菜，如大头菜、萝卜、白菜，及各种有气味韵菜，蒜、葱等等，极其丰富。也有很多水果，如桃、西洋李及我们没有的一种李子，核长而宽，他们用来制成果脯。有很多坚果而且很好，还有很多栗，既有种的也有野的，又大又好，野的比我们的要好，因为他们把壳都去掉，我们的却没有。”[86]

“虽然有专门开设饭馆的街道（引者注：大概类似现在大城市里美食一条街之类，整条街都是饭店），城内所有街巷几乎都有饭馆。这些饭馆里有大量烹调的肉食。有很多烧煮的鹅鸡鸭，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鱼。我看见一家馆子门口挂着一整只烧猪，任人选择哪一部分，因为整只都清洁地做好。把做好的肉摆在门口，几乎吸引了过路的人。在门口有一盆盛得满满的饭，红红的，做得很好。”[87]

“广州沿城墙外还有一条饭馆街，那里出卖切成块的狗肉，烧的煮的和生的都有，狗头摘下来，耳朵也摘下来，他们炖煮狗肉像炖煮猪肉一样。这是百姓吃的肉，同时他们把活的狗关在笼里在城内出售。值得一观的是在城门口，进出的人喧嚣，有的带狗，有的带乳猪，有的带蔬菜，有的带别的物品，人人都叫嚷让道。”[88]

“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_菜、水果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须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去了。”

“这个地方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里格的内陆，有大量的海鱼，以致每天所有市场充斥鲜海鱼，那简直是奇观。但是如果看到他们怎样以下述方式惊人的勤劳去养鱼，那就不足为奇了。要知道的是，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涨潮的时候，大量的海鱼在沿海的河口产卵，因此在河口育出无数的很多品种的小鱼。为了在这个时候捕捞这些鱼仔，沿海岸所有的渔人都汇集在他们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样多，遮盖了海面，都挤在河口。总之，来自海上的船看见它们还以为那是坚实的陆地，到接近时才发现那是什么，惊讶有那么多的渔船。我听说共汇集了两千艘船，或多点少点，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但既然人口那么多，当地的船也不会少，这对那些到过中国并在那里居留过的人说，并非不足信，主要因为沿海县份有无数多的渔人。那末，这些渔人捕捞到大量这种小鱼，放入用桩和结实线网围成的水塘，在那里把鱼养到渔季结束。”[89]

“中国人是大食客而且使用很多盘肴，他们同桌吃鱼和肉，贱民有时把鱼、肉煮在一起。同桌用的盘肴，都摆到桌上，让人人可以吃他爱吃的。高贵和文雅的人在交往、谈话和服饰上颇有讲究。百姓则比较粗俗。”[90]

（4）、马丁·德·拉达修士的记录

《出使福建记(1575年6月至10月)》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这是万历三年（1575）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派遣使者到福建和明朝官方通报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

马丁·德·拉达修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的相关见闻记录。

“（中左所附近）那个港的入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91]

“为我们离镇的屋舍已不远了。赶来看我们的人群是那样多，使我们无法跟他们打交道，不仅在这儿，也在我们途经的一切城镇。来去的时侯，人们都拥塞在我们居住的馆舍和街道，尽管我们一直住在大房院里，有许多院子和房间，我们也不能关门闭户。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强行把他们赶走，但赶走后他们又爬上院墙，聚集在邻近房屋的墙头和屋顶，有时他们留下来看我们到夜晚。”

“我们万分惊异地看到沿河两岸有许多城镇，彼.此相距那样近，简直可说那是一座城，而不是许多镇，不仅这里，我们还发现赴福州的整个路上(约六十里格)人烟都是那么稠密。他们说中国其他地方情况也一样。唯一例外是广东(Q uemton)省，葡人在那里进行贸易，因地处贫瘠而多山的区域，人口不那么密。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92]

（拉达只去了福建，没有到过广东，才这样说，实际上广东人口密度只会比福建大得多。在其他到过广东的传教士笔下，福建才是因为山地太多，土地相对贫瘠，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而类似福建这样的省份都人口稠密到让拉达目瞪口呆，沿路村镇的人口都稠密的可以和城市相比的地步，可以想象明代中国人口多到了什么程度）

“兴泉道派来护送我们到泉州的。他们这样的队护送我们，擂鼓吹喇叭、号角和短号，一直不停送我们到达泉州，整个旅程用了两天，始终如此。从同安到泉州是三十里格，如我前面所说人烟更稠密了。”[93]

“我们在礼拜二离开泉州，走了六天，礼拜天抵达福州，约四十里格旅程，途中经过很多城镇和大地方。该地区尽管山石崎岖，大部分道路却很好，路面宽阔。”[94]

（以上是拉达的《出使福建记》，下面是他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把这个国家叫做大明，因为那是它的本名。”[95]

“尽管不可能精确地计算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人口，他们书里也缺乏记载，但仍可从有记录的税户籍及其他事情上，得到一个无穷无尽的人数概念。”[96]

“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样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Jca一sin)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因此登记的纳税人口远远〔少于应纳税的人口〕。”[97]

（拉达这里说的税户，应该就是明代晚期册藉如黄册之类登记的户口数字，从拉达自己的见闻来看，也证实当时官方册藉户口数字已经和事实相差甚远，不说相差十倍，也在五六倍左右）

“它们的名字。但这些不包括其他百姓，如仅制盐者的七城，书籍中记载它们的村子数量难以置信，据说有1，177,525个村，那怕平均每村不超过三十户，人口也超35,000,000。由此可见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么多了。我们旅经的所有地方确实拥塞着人，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这么多人口的国家。”[98]

（“制盐者的七城”或是指那些从事制盐业的地区，灶丁之类，拉达的数字来自他购买的明朝书籍请人翻译后得到的结果，可能明朝政府对盐业的管理稍微比一般户籍要像样点，但如果从事盐业的人口就在3500万人以上，这也大到难以想象了，但无论如何明代人口在三亿以上是最低限度的估计了，不可能比这更低。）

“我们不能确实知道现在的皇朝统治了多久，因为我们得不到它的编年史，但他们说现在统治的皇帝叫万历(Bandic) ,他是第二十位，统治了三年，约三十岁。他们说赶走鞑靼人后又过了大约二百年，如果我们加上修长城前诸王统治的二千二百五十七年，那么可看到这个国家除短期受鞑靼统治外一直完整地不被外族控制，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若这个历史是真实的，那他们在洪水后不久就有了皇帝，而且他们从此后始终没有被异族掺杂。”[99]

“以他们的吃食而论，他们不是大肉食者，据我们的经验，他们的主要食物反倒是鱼、蛋、蔬菜、汤和水果。我们看见的类似我们的东西(除开其他很多不同的品种而外)是:鱼、小麦、大麦、米、豆、玉米和boiona。还有母牛、水牛，他们说内地也有羊，我们也看见猪、山羊，及像我们有的一种鸡，另一种鸡肉是黑的，更好吃，再有阉鸡和黑尾鹉。我们没有见任何野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但他们说内地是有的。我们看见猛禽，也看见鹅和大鸭子，及大量的鸽子和斑鸡。水果有黑白葡萄，但我们没有见葡萄酿的酒，我不信他们知道怎样用它酿酒。也有许多品种的橘子和柠檬、大佛手柑、梨、苹果、野梨、桃、李、桑、坚果、栗、枣、南瓜、黄瓜、西瓜、白菜、小白菜、大头菜、萝卜、大蒜、葱和该国特产的其他很多蔬菜和水果。他们有大量的糖，而且他们制造很多上等蜜饯。”[100]

(再一次提到“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而实际上福建多山地，土地贫瘠，这样的地区尚且没有荒地，明代人口之多可想而知)

“就我们所见，他们的农田是靠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他们把桶安在大水车上，轻易地灌溉庄稼，那怕在山头上也灌溉。我认为他们很少让土地休息，因为当我们到福州时，我们看到所有土地都是如下所说那样耕作的。稻米有的尚未移植，有的刚移植，有的长得老高，有的长得饱满，有的则正在收割。当我们返回时，看见类似的情况，在头一茬庄稼收割的，别的谷物己种植，而有的地方正在收割。”[101]

（这个记录证明，明代晚期，一年二收乃至一年三收的早熟稻的种植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连福建这里多山地，水利灌溉不易的地区都普遍如此。按拉达亲眼所见，是所有土地都是如此。一些学者根据地方志表面的记载，断言整个明代中国总共只有十五个县种植双季稻，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最后，土地是很肥沃的，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但百姓是异教，因此遭受不信上帝者的苦难。荣雄永归于上帝，愿上帝使他们阪依并认识上帝自身。阿门”[102]

（5）、《利马窦书信集》摘录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一五八四年是万历十二年，可以看看当时利玛窦眼中的明朝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些记录出于利玛窦本人的书信，属于价值最高的原始史料，比后来那本金尼阁篡改后写成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翻译本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更能反映利玛窦本人对明朝的直接观感。

这里主要摘录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等有关的部分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103]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再一次证实了，在明代粮食作物，一年两收三收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形了。）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104]

（这说明，当时明朝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环境生态也保持得非常好，和后来清朝的破破烂烂是决然不同的。）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无比大的城市。”

（人口密集到了连农村几乎都如同城市一般，以至于利玛窦说整个中国都象一个大城市）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105]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106]

“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无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梦，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107]

“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样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广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广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无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广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无不来中国贸易。”[108]

6、《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这很有名，也是最普及的一本了。不必多介绍，只说一点，这本书真正的作者其实是金尼阁，宗教偏见比利玛窦还强很多，因此书中他篡改了很多利玛窦的记载，以及用夜郎自大的观念对中国的风俗和人民进行了攻击。这本书真正的原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文译本才被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其作者的心态。

这里和上面一样，仍旧只摘录和中国当时人口以及农业有关的部分。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109]

“作为中国人的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110]

（再一次证实了明代中国一年多收的粮作物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普及，一年两收，一年三收是普遍现象。）

“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南京省、山东省的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

3、明代各阶层消费水平的情况

旅游业以及相应的餐饮客店业极其发达，不下于今天的五星级宾馆。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

“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三十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劳之，谓之”接顶”。夜至店，设席贺，谓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贺也。贺亦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

“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骨核，不演戏，用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灶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后，荤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111]

辽事大起的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北方南方的记录来看，没有自然灾害的地区，平民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不妨把广东的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的回忆翻译成白话文：

“我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都是二十三岁。当时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幸福（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住在海边，是鱼米之乡。一斗米不到二十钱，一斤鱼才一二钱，槟榔十颗只要两文钱，一斤肉、一只鸭子只要六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百般平易。就是穷人也能幸运的借此平安生活，徭役和赋税的负担都很轻。一年两熟，种地的人肚皮都吃的饱饱的，读书人喜好词章，工商人士、三教九流都舒适自在，这是何等的快乐啊。（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112]

南方人是这样描绘的，那北方人又如何呢？在某些人看来，明代南方富裕，上面的记载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北方肯定是穷困得多了。那就还是看看当时人是如何记载的吧！

山东诸城人丁耀亢万历二十八年出生，死于康熙八年，他在明亡后写过一些诗回忆万历时期的情形，其中一首是《古井臼歌》是这样写的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舂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哀？[113]

其中这句“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就是描绘万历时期，一片安居乐业景象的。

还有一首《长安秋月夜》也是回忆万历时期盛世景象的：

长安秋月夜犹明，六街九陌吹角声。角声断处歌钟起，禁城远树寒烟生。

烟连树绕接夜色，宫阙参差分南北。北廓黄云绕建章，南郊白气连沙碛。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辕门大袖酣歌舞，海内文人耻言武。马政屯田久废弛，禁兵糜粟空充伍。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114]

这基本是大白话，不必再多解释了。

此外他还有如《精轩有神宗题额》等诗句也是抒发对神宗万历皇帝的怀念之情的，此处不一一摘录。

同在北方的河南，甚至一直到崇祯初期，都还是百姓富足安乐的太平盛世景象，在郑廉的《豫变纪略》有这样的记载，翻译成白话如下：

“崇祯改元的时候，河南这个地方太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乡村田间一片宁谧景象，没有鸡鸣犬吠的惊扰。粮食丰收，一亩收获数钟，只要输送税银三分。

“当官的人，崇尚廉洁，尚不知道收受贿赂。吏员还没有过村落来索要饭食的。到岁末，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居官者，崇廉洁，尚不知有暮夜之金。吏犹无过村落索饭者。岁暮，老农衣大缣，骑牝马，燕集进钱百，则俨然上客矣。）

“在家居住的士大夫，都建造楼台、园囿、池沼作为娱乐。近水的地方则修建河亭、游舫，蓄养歌伎，演奏丝竹乐器。花晨月夕，酣不绝。风流吟啸，如同晋人一样。其间如果有朴实憨厚，不跟着时髦一起享乐放达的人，大家就群起嘲笑他太土老冒了（或有朴鲁不为放达者，则群起而非笑之曰‘伧’。）。”[115]

再说晚明大城市的消费情况。

王士性的《广志绎》里说：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116]

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里说：

“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奢则宜其民之穷也。而今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117]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更是把明代晚期他能想到的副食品都列举了一遍: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鼠、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桔、福桔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桔；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桔、独山菱、河蟹、三江屯坚、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118]

此外陈宝良著的《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里对明代城市的饮食也有一些介绍，不妨摘录一下：

“据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说，明朝人只喝牛奶，而不用山羊奶做奶酪或作为饮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页)这种说法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同时也说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生活，只是管中窥豹，不可全信。其实，明代乳制品极多，市井组侩制成售卖，也很普遍。尤其是那些士大夫美食家，将乳酪制成多种花样。假若利玛窦吃过乳制名品‘带骨鲍螺’，就不会说上述这番话了。如绍兴人张岱自养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显然所制乳酷极美.他制乳酷的方法很多，或用鹤觞花露入甑蒸之，趁热吃，极妙；或用豆粉搀和，沥成腐，冷吃，也妙。或用乳煎酥，或作皮，或酒凝，或盐腌，或醋提，无不佳妙。苏州人过小拙制成的乳制品‘带骨鲍螺’，被称为天下至味。其法，用牛乳和蔗浆藉，再经过熬、滤、钻、掇、印几道工序制成。”[119]

不仅奶制品，奶酪的制作精美，就是类似现代温室培养的反季节蔬菜，明代也不乏其例：

“冬季里吃嫩黄瓜，别有一番风味，这些黄瓜，就是莱农从暖洞子里培植出来的.明万历年间王世愁《学部余蔬》中载:‘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120]

各类蔬菜品种之丰富，基本上已经不下于现代中国了：

“城市民间日常所食蔬菜品种，主要有姜、芋、萝卜、胡萝卜、油菜、欢菜、芥莱、乌落菜、夏菘菜、菠菜、甜菜、白菜、觅菜、豆芽菜、生菜、窝笋、冬瓜、黄瓜、甜瓜、生瓜、香瓜、丝瓜、葫芦、菱白、胡姜、葱、韭、蒜、刀豆、茄子、天茄、甘露子、薄荷、紫苏、山药。在澳门，西方人已用洋葱待客，说明洋葱头也逐渐传入中国。”[121]

水果方面，同样极其丰富：

“在广东，城市人以食用新鲜果品为主，虽有荔枝脯、橄榄豉、羊桃蜜煎(饯)、醋渍人面等干果，一般不登客席。时鲜果品的种类很多，有荔枝、龙眼、橄榄、槟榔、桄榔、椰、橘柚、菠萝、诃子、羊桃、山桃、蒲桃(葡萄)、夹竹桃、蜜望、宜母、人面及各种山果。江南松江，果品种类有万寿果(又称长生果)、江西橘袖、佛手柑、西瓜等。在北方开封城内，有果子铺，专卖甘蔗、草非、某子、白果、土获等.有南果店，专卖南方水果。有干果店，专卖蜜钱一类的干果。”

明代杭州北关外夜市的盛况，也可见人口之繁盛：

“明人曾作有一首《北关夜市》诗，对杭州北关外夜市的买卖盛况作了记述。诗道:‘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阴.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12)夜市的出现，是明代城市商业繁荣的标志。”[122]

明人李长卿说:“武林（即指杭州）生聚繁茂，盖以列郡之期会至者，殊方之惫迁至者，奚啻二三百万。”[123]

以上大多是关于明代杭州，再看看苏州

明代苏州是时尚之都，工艺之都，人文之都，是全国的手工业中心，艺术文化中心，思想舆论中心，消费娱乐中心。在任何程度上，现代苏州其相对的繁华和重要程度应该是不能与明代的苏州相比的。苏州可以说是明代中国的巴黎。

关于明代苏州繁荣情形，明人记述颇多，前面被张冠李戴到清头上，实则为明代情形的“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篓夫则望洋而叹”已经能说明一定问题。

不妨再引用几条！

明代王锜的《寓圃杂记》里说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癌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駸駸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124]

明代大才子唐伯虎有一首诗描绘苏州阊门的繁荣程度：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通画难工。”[125]

关于苏州，人口之多，节日花灯烟火之繁盛，张岱曾经说过这么一个笑话：

“昔者有一苏州人，自夸其州中灯事之盛，曰：‘苏州此时有烟火，亦无处放，放亦不得上。’众曰：‘何也？’曰：‘此时天上被烟火挤住，无空隙处耳！’”[126]

说天上被烟火挤住，以至后来人想放，天上都没有空隙可容纳，当然是太夸张了。但从这则故事里，也可以看出明代苏州人口繁盛的程度，以及苏州人自负至极的精神面貌。

张岱还描绘过天启时，他有一次到苏州游玩，正好碰上“士女倾城而出”男男女女都到荷花荡里乘船游玩时的盛景

“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鞋），汗透重纱。”[127]

此处提到舟中丽人应该就是闺阁小姐之类而非歌妓，所以前面特地点明是“士女”。按说这些人本应该是最注意形象的群体，而到这个时候居然“摩肩簇舄（鞋），汗透重纱”，可见人群拥挤热闹的程度。

所有的“楼船画舫”乃至渔船小船都被搜刮一空，外地远方来的游客出数万钱想要租一条船都不可能，只好盘旋拥挤在岸上。

张岱引用袁宏道的话描绘其时景象“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

这些明人描写当然只能给大家关于明代一个苏州大概的印象。我为什么给明代苏州加了这么多头衔呢？不妨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说时尚之都，也就是明代苏州引领着全国的审美品位，引领着全国的服装时髦。扩而及之，乃至各类家具，古玩，首饰，器物，全国都要看苏州的风气。

这方面明代的记录很多，不妨随便引几条，比如王士性的《广志绎》中说姑苏人：

“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 [128]

也即凡是苏州人认为是高雅的，则四面八方的人也都认为是高雅的；苏州人认为是庸俗的，其他地方的人也都跟着认为是庸俗的。各种器具的审美品位全都由苏州人来引领，凡是苏州名家制造的器具，不惜金钱代价也要想法设法获得。

张翰的《松窗梦语》中说：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於富侈者争趋效之。”[129]

也就是所有想赶时髦，想比阔气的人，都以苏州为榜样。都认为苏州制作的服装样式才是华丽，不符合苏州样式，那就不好看。苏州制作器具才是美观的，否则就不珍贵。而外地人的越看重苏州的服装，苏州制作的服装就越加精美；外地人越看重苏州的器具，苏州制作的器具就越加精心雕琢

正因为苏州在明代就意味时尚，以至于当时人专门创造了出专有名词：苏样、苏意。据说苏意本是一个举人考进士的时候，某考官评点他的文章大有苏意，是苏东坡之意。不料以讹传讹，这个名词流传开来，成为代表苏州时髦的一名词，乃至皇宫里的后妃也都挂在嘴边。

说明代苏州是工艺之都也半点不夸张，套用句现代话来说，明代晚期苏州生产的都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其工艺制品之精美华丽，艺术含量之高，经济价值之高，不仅同时代无可比拟，就是放眼上下五百年，也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张岱《陶庵梦忆》有一段是吴中绝技，说：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130]

由简单的手工业产品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并且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有代表性，名头响亮的大师级工匠，形成了巨大的品牌效应。让一向看不起工匠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都能顶礼膜拜，赞叹欣赏，这也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高度荟萃的明代苏州才可能做到。

而且这些产品不是为观赏而观赏，都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张翰的《松窗梦语》中说：

“矧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131]

所谓“锱铢之缣，胜于寻丈”，“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足见这些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之高了。

至于文化之都就更不必说了，苏州是明代的文化艺术中心，文人才子的出产比率是全国最高的地区。

比如明代江南四才子唐伯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四个人都是苏州人，比如复社领袖张溥是苏州人（其家乡是太仓，但太仓当时属苏州府管辖，而张溥的重要活动地点也在苏州，复社万人大会就在虎丘举行），明末的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还是苏州人，明末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死于清初哭庙案）也是苏州人。

明代的苏州还是当时全国的书籍出版印刷中心，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引用万历时胡应麟的话:“凡刻书之地有三：吴(指苏州)也，越也，闽也”;“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州)常(州)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又说“吴会(指苏州)，金陵搜名文献，刻本玉多，巨铁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132]

可见明代苏州是当时三大出版中心之一，而且是其中出版质量最高的地方。

一般性的晚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奢侈消费情形

[以下内容大多摘录自滕新才著《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明代中后期服饰文化》，见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风俗人物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

“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在服饰方面，明代人的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同样惊人

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

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

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

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

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

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

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

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

“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4、私营工业占据压倒性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

引用学者徐晓望的话，尽管其表述也并不完全准确。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133]

5、这里补充几张宋代经济史和两宋财政史里对宋代情况的记录

两宋财政史

宋代经济史

二、思想文化的进步

1、对外交流引起的政治制度设计观念的变化

《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西方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传入明末中国的西学，也势必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传教士理念本落后，但当他们把欧洲情形以乌托邦化的方式描绘给明人后，却让一些儒者颠覆传统的政治构想获得了一种异质文化的验证。

这一点在晚明思想家葛寅亮和他众多学生的讨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葛寅亮（1570-1646），浙江钱塘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明神宗实录》里提到他的地方不多，主要两处。一处是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提督武汉等处学校副使葛寅亮进大学论语讲义”[134]，另一处是万历四十六年十月“礼部奏湖广提学副使葛寅亮所取士文字乖异，宜将黄中道等降青衣，待岁考定夺”[135]。

由这些记录看，葛颇热衷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思想却又不羁俗套，以致因录取士子“文字乖异”而受弹劾。

天启、崇祯时期葛寅亮都有任官经历，崇祯十二年后退隐。1644年甲申之变，崇祯殉国，清军入关。此时葛已七十五岁，为国事所激，毅然出仕，先后任南明弘光朝太常寺卿、大理寺卿、户部侍郎。弘光朝亡时，自杀数次，但都被其学生张伯雨解救。随后他不顾年老体迈，辗转赶往福建，加入南明隆武政权从事抗清斗争。

“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灭亡。葛寅亮‘忧愤成疾，谈及时事，涕泗交下，粒米勺水不入口者数日而卒。’” [136]

其以77岁高龄奔走反清，最终绝食而死，表现出的民族气节令人尊敬。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反映葛寅亮思想的著作是由其学生整理汇集而成的《湖南四书讲》（此“湖南”非今日之“湖南”，当指杭州西湖之南）。葛的学生郑尚友所写序言中说葛“聚徒湖南，相与讨论” “诸弟子得于听授，即笔记之，复呈先生削正，如是者几三十年始成全帙”。序言落款“崇祯辛未长至日”，则该书当是崇祯四年（1631年）出版。

书前列湖南书院学生名单，共计341人，且“听讲商内无名者不载”，书院的规模相当大。内有一段对话是师生就国家元首继承“传子”还是“传贤”好的讨论，完整摘录如下：

杨初复问：“天下毕竟以传子为正，若传贤则人多觊觎，如燕子哙之事可鉴，终恐行不去的。”

（葛寅亮）答曰：“如此则尧舜之圣，其见反出禹下乎？世间总是相习而成，就不觉为异。如今僧道舍父母出家，既以师徒为父子，若创行之世必大骇矣。当日果代代传贤，人心必自相安，永无放伐篡弑，不知省了多少兵戈之惨。予往日于都中见利马窦，述其国主皆系传贤，号为教化王。其人必不娶，无子， 而又不必居相位，但有德者授之，迄今不改，永永无争。其教如不祀祖及杀食之说，虽大背谬，而国主相传之法则甚善。世人见囿隙中情量，自想不及耳。盖所传之贤唯无子，则不萌启衅之端，不居相位，则不成逼上之渐，法密防严，所以行之可久。若再用舜禘尧之法，庙祀传若父子, 则人心必愈相安矣。”

翟御曰：“然则夷狄之制反胜于尧舜乎？”

（葛寅亮）曰：“古人机心不生，防奸亦不审，凡法制之详皆因後世情伪日滋而设。尧舜太虚之衷，见贤而授，更何容心哉？”[137]

这段对话之前葛寅亮就在一处说“传贤，以天下为公；传子，以天下为一家之私。这人言亦是有道之言”。不过那里他态度还有些含糊，觉得这等大事非人意所能轻决，还要看天意如何。此处态度则愈发鲜明，面对学生质疑，明确表示还是传贤更好，反问质疑者：难道尧舜见识还不如禹吗？世上之事不过习惯两字而已，只要能建立起传贤不传子的制度，累代相传成为惯例，天下自可长治久安。

最有趣的是他举了利玛窦告诉他的西方情形作论据，说西欧国主都是传贤，名为教化王，终身不结婚没有子女，“但有德者授之”，“永永无争”。中国世人见解囿于狭隘，想不到建立这样的制度而已。

葛寅亮所说教化王当指教皇，葛误以西欧国王都如教皇般通过非血缘家族关系选择而来，加之不知西方政教合一的黑暗专制性[138]，将之混同于一般国家制度，所以有这番议论。

但奇妙的是在葛在做了这种去宗教愚昧性处理后，他描绘的传贤不传子制度具有了突破中国千年不变的君主世袭制的意义，只要再精细设计，加上任期限制等措施，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更为灵活稳定的政体。

学生则更进一步质疑：难道夷狄洋人的制度反而胜过尧舜的安排？

他的回答是尧舜时代原始淳朴“机心不生”，制度自可简单，随意性成分较大，“防奸亦不审”。而到了后世“情伪日滋”之后，再实施传贤制度，自需“法密防严”，要求更详尽周密的设计。

在这段师生对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过去儒者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往往诉诸上古圣人的例子，而这里葛寅亮则把西方的制度实例（虽然仅仅他以为的）拿来作支持证据，这以前是不多见的。

第二、以前儒者往往过于强调内在身心修炼，笼统把尧舜禹三代之治作为理想楷模，而忽视了严密精细的外在制度设计。葛寅亮则明确意识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法密防严”某种程度上的必要性，这就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师生对话里判断政治制度之好坏，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有利于国家治理、百姓福利，毫无所谓效忠一家一姓私利的盘算，也无盲目排斥外国制度的狭隘。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儒家思想自古以来的本意。

当然即使没有利玛窦所述，按明代思想进步的内在逻辑，提出设计更周密的传贤制度代替君主世袭制也是迟早的事

2、理学思想的深化

明代大概可算得上中国从战国以后的历史中，思想家最高产的时代，尤其明中期以后，思想家层出涌现，有令人目不暇接，蔚为壮观的感叹。

从广义上讲，阳明心学也是理学的一部分，然其门徒众多，派系分支繁盛，所以另外专门叙述。即便除掉阳明心学一派，明代其他理学思想家依旧灿若星河，仅《明儒学案》列举就甚多，学案不列而思想杰出之重要人物亦有，如丘浚即是。

这方面主要介绍丘浚的一些观点。丘浚之思想可谓程朱理学之自然延续和发展，丘浚本身也特别推崇朱子之贡献，对其阐释《大学》之意义更大书特书：

“朱子有功于圣门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大学》一书。是书在《礼记》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犹未大明于世也，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大学衍义补》卷77，以下引用都出于《大学衍义补》，书名不再重复）

丘浚更多将理学观念推进应用于具体的政经问题，也即所谓治国平天下也。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民族思想都有可道之处，

论政治经济之是非，必定当有判断是非之根本的出发点，亦可称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丘浚在此点上是非常清晰的：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以为生，莫不好生，圣人体天地之德以为生人之主，故其德亦惟在于好生也。惟其好人之生，故其存心治政莫不以生人为本，人见其德教之施、恩泽之布以为生人也，而不知其刑罚之加、兵戈之举亦皆所以为生人焉耳。盖死之所以生之也，苟非其人实有害于生人，决不忍致之于死地。”（卷101）

政治、刑法、军事之根本出发在使人生，说得更具体点就是保证人类之存在及更长远之存在。这个思想简单但也重要，若能处处不忘此点，贯彻此点，则自可消解许多迷误。

政治思想

丘浚对于设立君主之作用，君民之关系有更明晰清楚的论述：

首先君主是工具价值，而不是目标价值。君主是为老百姓之福利而设立，君主本身不能成为目标。脱离人民百姓之利益，君主之存在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齿而不得其心，犹不得也。

臣按：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凶年饥岁无以养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从而厚征重敛，不时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则民怨怼而生背畔之心，不为君有矣。民不为君有，君何所凭借以为君哉？（以上卷13）

君主的作用是管理国家，调用征集的社会财富，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能被视为君主之私有：

“臣按：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卷21）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之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殚其力、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卷24）

所以在丘浚看来，不但民间的土地或财富，不是皇帝私有，就是已经征收来的财富，绝大部分不过是君主暂时替百姓管理使用，而不能认为给皇帝个人享用。按此逻辑，自然也很容易得出结论，是百姓人民供养了皇帝：

“臣按：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卷22）

如君主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乃至滥用取之于百姓的财富供自己私人挥霍，那么人民不认其为君主，而拥戴新的君主，那也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丘浚基本也就是这么表达的：

“臣按：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卷113）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呜呼，为人上者慎毋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卷141）

经济思想

其论及货币的起源功用时已接近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定义：

“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

“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赊或贷，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以上卷25）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钱也，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

“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其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铜天生者也，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以上卷26）

以上所论，明确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属性。其中赊贷部分，应该也涉及了货币支付手段的功能。

对纸币的发行，丘浚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黄金、布帛二者为言，虽以王莽亦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后世专用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是以用之者无权，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尝不善，然皆以不善终之，古今一律也。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革伪钱之策，臣既陈于前矣，所以通行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也，而钱之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钱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钞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非用严刑不可也。然严刑非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时，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盖本天之理，制事之义，以为民之利，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圣贤制事之权也。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如此，则官籍可稽而无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无欺绐之患，商出途、贾居市皆无折阅之亏矣。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臣愚私见如此，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可行与否，请询之众论而断以圣心。”（卷27）

其中丘浚谈到的确定银和纸币、钱币之间固定的兑换关系：“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实际上应该是确立以银为本位的纸币发行制度，以避免纸币滥发造成的货币贬值。这在当时应该还是很高明的货币思想。

另外值得一提的在讨论纸币问题的时候，丘浚实际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他说：

“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职矣，况上之人自为之哉？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卷27）

这里丘浚明确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生产商品付出的劳动，这和欧洲配第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是非常一致了。但丘浚提出这个观点比欧洲人早了近两百年的时间。

丘浚在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张也和亚当斯密颇为接近。当然这其实也是秉承了战国以来儒家主流的一贯传统，但丘浚的表述更为明晰具体，他明确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插手私人工商业的经营，甚至除了粮食之外其他货物上打击商人囤积居奇都不赞同：

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庶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 （卷25）

他反对国家设立专卖制度：

呜呼，天地生物以养人，君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乃立官以专之、严法以禁之、尽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齐之为国，壤地狭而用度广，因其地负山海而税其近利，昔人固已议其巧为之法，阴夺民利，况有四海之大者，租赋遍天下，其所以资国用者利亦多端，岂颛颛在于一盐哉？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士谓文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当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见国之富贫在乎上之奢俭，而不系于盐之有无也。

臣按：官不可与民为市，非但卖盐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韩愈所谓求利未得，敛怨已多，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以上卷28）

一方面丘浚提倡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另一方面丘浚倡导国家数字化管理，要求对各类经济信息，人口信息要有明确统计：

“臣按：民生于天而岁岁有生死，谷产于地而岁岁有丰凶，苟非有司岁岁各具其数以闻之于上，则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广远、闾阎之幽隐，曷由以知之哉？是以成周盛时，每岁必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焉。献民数俾其知登耗也，献谷数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数、计其谷数，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就一邑而计之，农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枚而举之，总而会之，一人之食日费几何，一月之食几何，一岁之食几何，某所有仓廪几何，一岁支发几何、存余几何，散之足以食几何人，积之足以给几何年。因其一岁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积，以谷之数而较之于民其果相当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积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积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积否邪。彼此通融，有无相济，以羡补不足。多而有余也则蠲民之逋负、除民之租赋，不尽利以遗民；少而不足也，则省上之常费，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伤财，如是则民谷两足矣。民有余食，国有余积，则凶荒有备，祸乱不作，风俗淳厚，治教休明矣，太平要务岂外是哉？” （卷20）

这里丘浚要求每年统计人口数量，粮食生产数量，各类仓库蓄积数量，农业劳动者数量，工商业人口数量，官吏、士兵、廪膳生员数量。国家一年消费开支多少，存余多少。国家财富历年盈余累积多少。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决定具体政策是蠲免赋税还是收缩财政支出。

丘浚建议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按时上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中央再根据各地的粮食价格信息制定货币政策、赋役政策：

臣按：刘陶所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饥者，以无谷也，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其余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不必计焉。不特此尔，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卷26）

丘浚提议设立专门进行各类经济数据统计的部门，部门领导级别为尚书：

本朝罢宰相而以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臣请如古计相制，于户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岁杪报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会本部卿、佐，定议以闻而为之备。（卷24）

这个应该是相当于现在国家统计局的职责吧。

不仅如此，丘浚还利用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论证自己提倡海运的主张：

“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

“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卷34）

这段下面丘浚附上元史中所载历年海运数据，按莫之如的说法：

“1、在丘浚以前 , 中国利用统计数字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 , 大多是根据 个别年度或个别问题的一二个统计数字得出结论, 来说明问题的 。 丘浚则用了长达47年的时间数列进行 分析 , 论据就更有说服力了。这是中国统计上的创举 。

2、为了进行分析, 丘浚对统计数字进行了加工、损失比率（即“每石欠”）是损失数（即“所失者”）除以运载数的结果 ，原以升计。 在丘浚以前，是很少进行这样的加工的。”[139]

法制思想

丘浚言法律需要具备权威性、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某种宪法观念。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时之宜，法所不载而后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为？若夫其间世异势殊，人情所宜、土俗所异，因时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尽如法者，则引法与例取裁于上可也。宋之臣僚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卷103）

丘浚认为法律一旦确定，其权威性应该高于君主个人意志：

“典狱之官必当敬逆天之命以奉承乎君，过之当宥者则承天之命以宥之，不当宥者君虽宥之不宥也，过之当辟者则奉天之命以辟之，不当辟者君虽辟之不辟也。所以然者，守君之法所以奉君也，顺天之理所以敬天也。奉君之法而不奉君之意，则是能敬迎天命矣。”（卷101）

立法的目的是什么？丘浚的意思应当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臣按：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本意也，若死者而可以利赎，则犯法死者皆贫民而富者不复死矣。其他杂犯赎之可也，若夫杀人者而亦得赎焉，则死者何辜而其寡妻、孤子何以泄其愤哉？死者抱千载不报之冤，生者含没齿不平之气，以此感伤天地之和、致灾异之变，或驯致祸乱者，亦或有之，为天地生民主者，不可不以武帝为戒。”（卷105）

刑法目的保障人之生命安全，下面这段说的更详细：

“臣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帝舜所以为舜也。盖天地生人而人得以为生，是人之生也莫不皆欲其生，然彼知己之欲生而不知人之亦莫不欲其生也，是以相争相夺以至于相杀，以失其生生之理。人君为生人之主，体天地之大德，为生灵之父母，于凡天下之人无不欲其生，于凡有生者苟可以为其养生之具者无不为之处置营谋，俾之相安相乐以全其生生之天。苟于其中有自戕其生而逆其生生之理者，则必为之除去，此所以有刑法之制焉。所以然者，无非欲全民之生而已，圣人欲全民之生如此，一言以蔽之曰好生。吁，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德曰仁，仁者好生之谓也。”（卷100）

至于立法应当保障人民之财产，丘浚亦有表述：

“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卷1)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赖父母以鞠之，老者赖子孙以养之，生有衣食之资，死有葬祭之具，则其生遂而不穷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实赖上之人为之制产立法，使之相生养、相保爱而不相弃背焉。”（卷15）

人民生活所需衣食财产，物资财富，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来保障，使百姓能互利互爱，而不是互相侵夺争斗。更进一步，丘浚反对劫富济贫，至于剥夺富人财产归于公家，在他看来更不行：

“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卷25）

其评论唐德宗宫市一事则说：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卷25）

法律的制定执行都离不开人，法治脱离不了人治，这点丘浚也说得很清楚：

“臣按：圣人制刑以弼教辅治，而使之不至于衰乱。有虞之刑必得皋陶以为士，有周之刑必得苏公以敬狱，盖为政在人，人必与法而兼用也。……夫治国而无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无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虽有聪明之资，亦无不用人用法而自垂听之理。”（卷103）

离开了人治，法治也只能成为空谈，这是极为高明的思想，在当今都有现实意义。

法律需要有公开性、明晰性、普及性，要使人人易知易晓，如果有法律条文不易被普通百姓理解，就需要政府主动做阐释普及工作：

　臣按：律令之设盖悬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人设网罗以待禽兽也。后世之律往往文深而义晦，比拟之际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轻重其罪，……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读律令，及其读之又有所不逮者，则其不幸而陷于罪者，岂非上之人之过哉？然则后世有制律者当何如？亦曰浅易其语，显明其义，使人易晓，知所避而不犯可也。今之律文蒙唐之旧，文以时异，读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圣明简命儒臣之通法意者为之解释，必使人人易晓，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于言意之表，则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卖法矣，斯世斯民不胜大幸。（卷103）

法律一方面需要稳定，另一方如果间隔时期太长，也需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调整修订：

“盖刑法虽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则有世轻世重之异，方天下初定之时，人稀事简，因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今则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事久则弊生，世变则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岁改悬，三典之建随世轻重，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尽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断罪者如彼，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下明诏会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著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专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卷103）

丘浚的意思就是凡不适应时代变化的法律条文，就应该明确在条文上予以说明修改，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执法者根据自己意愿随意操作。

必要的时候也应将成熟合理的判例用条文确定下来：

“我朝律文比前代为省约，其条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余百年于兹，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闻有所加增也。特所谓例者出于一时之建请、权宜以救时弊者也，岁月既久，积累日多，朝廷未闻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犹得以意为去取，伏乞特下明诏如汉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会三法司官，将洪武元年以来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会官集议，取其可为万世通行者，节其繁文，载其要语，分类条列，以为一书颁布中外，与《大明律》并行。其成化丁未以后有建请者，或救时弊或达民情，则别为一书，以俟他日之裁择。如此，则民知所遵守、吏不能为奸矣。”（卷103）

西方有所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区别，前者是以条理清晰、内容完备之法典为特征，后者以判例习惯为依据。而丘浚之建议，则是以判例补成文法之不足，既保证成文法之稳定权威，又能与时俱进。

另外丘浚认为刑罚也要尊重犯人的尊严，给予改过自新的出路，要有人道主义的考虑：

“臣按：自汉除肉刑，古刑不用久矣，而五代中晋复创刺面之刑，是肉刑皆废而黥刑复用于数百年之后，彼衰世庸君固无足责，宋太祖以仁厚立国，乃因之而不革，其后乃至以刺无罪之士卒，其为仁政累大矣。”

“臣按：《舜典》象以典刑，五刑也，于五刑之外有流、有鞭、有扑、有赎，是为九刑。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宋人以忠厚立国，其后子孙受祸最惨意者，以其刑法太过。杖人以脊、刺人之面，皆汉唐所无者欤。故其末世子孙，生者有系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祸，后世用刑者宜以为戒。”

“罪废无聊之人于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构怨，其愤愤不平之心无所于泄，心中之意虽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为盗、梃起为乱，又何怪哉。”（卷105）

3、王阳明心学的创立以及在明代的繁盛发展[140]

王阳明作为明代思想巨人，地位崇高，无人能撼，这点大概是公认的，明代后期思想流变，他所起作用，可说最巨。明代中晚期一大批思想家都出自王学子弟，就足以说明问题。

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分裂成七大派，被称为王门七派。王门七派里，三大派的影响最大，江右派，王畿派，王艮的泰州学派。

江右派也称王学正统派，是保持王学的基本观点，恪守师说。王畿派和王艮派则都是革新派，和传统观点有了更大的分裂。王畿活到九十多岁，他和王艮可以说是王阳明门下两巨擘，所以也并称王门二王。从直接师承的关系看，李贽是王艮的王学左派这一系，李贽的老师就是王艮的儿子，但实际上李贽的思想受到王畿的影响也很深

王阳明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但我以为最根本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解放人的个性，思想自由。他有一段话：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已下门人黄雀曾录》）

如果我的灵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那么帝王权势之类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王阳明又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孔子的是非都不在话下，那么皇帝的是非，或其他权势者的是非，当然更不在话下。

王学说到底根本就是一句话“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是“致良知”，不被任何外在强加的压力所改变，甚至也不为外在舆论所屈服，正如王阳明所说“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心邪”。

王阳明又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如果道和学不是朱子可得而私，也不是孔子可得而私也，那么当然就更不是皇帝或其他势力可得而私。

王阳明又有诗句“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此种思想解放之自信精神，在王阳明学生王畿那里表述得相当充分。

王畿曰：

“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顾，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为，集义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毁誉为是非，义袭也。所争只在毫厘。”[141]

“眼面前勘得破，不为顺逆称讥所摇；脚跟下扎得定，不为得丧利害所动。”[142]

“出世间大豪杰，会须自信本心，以直而动，变化云为，自有天则，无行迹可拘，无格套可泥，无毁誉可顾，不屑屑于绳墨而自无所逾。纵有破绽，乃其践履未纯，原非心病。”[143]

“常人之情，以富寿为福，以贫夭为祸，以生为福，以死为祸。圣贤之学，惟反诸一念以为吉凶。念苟善，虽颜子之贫夭，仁人之杀身，亦谓之福。念苟恶，虽蹠之富寿，小人之生全，亦谓之祸。”[144]

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阳明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其他当然就更不算什么了。

对王阳明思想，有三点需要特别解说一下。

第一点，世人因“心外无物”之论，常将阳明心学对应于西方之唯心主义，此是未解心学中“物”之含义而成的误会。在心学里自有对应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物质，这就是“气”。黄宗羲乃正宗心学门徒，其评论罗钦顺时言：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闢，一升一降，循环无已。……，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

罗钦顺与心学敌对，黄宗羲此段赞同罗钦顺之气论，实可代表心学观点。阳明本人亦曾曰：

“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

天地一元之气，流转运行，无一息之停，此为纷纭变化之物质现象也。阳明所谓主宰者，即天理也。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心也是气的基础上而成，仍旧是物质之心。心学中代表客观物质的是气而非物，此一元气论基础上形成的强调人之主体性自觉性的体系与一般西方所谓唯心主义还是有所区别。

阳明所谓的“物”是人的意识涉着之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曰：“心外无物”，心如何，意识如何，就决定了你所看到的物是如何。

人的意识中之物本为经过人主观意识对外界信息之处理整合而成，如心理学之试验，若干图形，人脑可自动加工组合，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处于不同心理状态，或认知功能有差别者，主观感受到的图形也即不同。从此意义上言无心外之物，亦可。

也正因为此，湛若水将阳明之格物直接解读为“正念头”，并有所批评，心学门徒黄宗羲亦认可这样解读，只是不同意湛若水之批评也：

“先生(指湛若水)大意，谓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格物是正念头也，苟不加学问思辨行之功，则念头之正否未可据。夫阳明之正念头，致其知也，非学问思辨行何以为致？此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145]

按阳明之论，实际上“致良知”即是“格物”即是“诚意”即是“正心”即是“修身”。这五者，名目不同，实则一事。

第二、阳明“致良知”说在现代仍旧具有极大意义。

其不曰进化，而曰致良知（即发人本身固有之知）；其不曰改造，而曰知行合一。此‘知’非外界灌输而得，而是自己体认得来，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要求的不是外界强求一律，个性泯灭，而不过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的思想行为一致，表里一致，而非虚伪或自我否定。

资本主义信徒攻击共产主义者是极权主义的逻辑就是就是认为共产主义者是立一新人标准，然后强迫把人都改造成某种范本。而按照王阳明心学的说法，外界不需要树立某个所谓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人，改造人；而是每个人至少有自己认可的理念（良知），你能把自己认可的理念落实，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做到一以贯之，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境界了。而社会的任务，制度的任务，不是去改造你，而是在你自己的力量无法达到落实自己的理念的情况下，帮助你，实现每个人的自我成长。

当然心学的这种思想，其根源则在孔子、孟子、乃至程子、朱子都已有体现，而到了阳明这里，则格外弘扬。

第三、阳明心学有其弊端。

弊端一是偏重于道德伦理，偏重个人之品格修养，而忽视了客观物理之探求。程朱尚说自然界一草一木都有理，都需要去格。到了阳明这里，则不然：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

弊端二是，即以修身而言，致良知缺乏可操作性，几乎全凭人之自觉，诚意正心修身全混为一处，易流于空谈。知行合一之说，对才力气质远不如阳明者，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知不成知，行不成行，反养成一副偏狭心肠。

王阳明的思想传到了王学左派，以王艮为创始人的泰州学派那里，变得更为切实，也更具独立之精神。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王学左派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不下时节”。

王艮这个明代思想家是盐丁出身，后来靠贩盐有了钱，到孔庙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是人，那么孔子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当然也能做到。

这个狂人思想家，狂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效仿孔子周游列国，做了一辆蒲轮车，然后车上挂起条幅“天下一个，万物一体……过市井启发愚蒙”，于是此人就这样以圣人自居，招摇过街，沿途聚讲，直抵京师，王阳明知道之后，都坐不下去了，后来让朋友，还动员王艮的父亲去把王艮劝回来。

说实话王阳明受这件事情刺激是不小的，他本人以狂者自居，想不到他的学生居然比他更狂。王艮回到绍兴以后，想见王阳明，结果王阳明“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门三日不得见”。后来被王艮厉声喝了一句“仲尼不为已甚”，这件事情才算完。

王艮的思想同样是认为应该“把自我作为衡量事物的准则，而不能依据任何外在的东西”，但王阳明强调“心”，王艮却强调“身”，也就是：

“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由此出发，可以得两个延伸之结论。

一是对独立人格之强调。

他说：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也就是大臣不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

他的这种思想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是有“不为人臣的倾向”，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干脆把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朋友”关系当成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主张其他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朋友基础上，这样的主张，应该说完全是在王艮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王艮论述了为什么大丈夫“出则必为帝者师”，他说“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左东岭说“王艮立志做的是既不出仕，亦不归隐。而是在野讲学，自作主宰，故亦可称为大人造命”。

二是含有注重物质基础，注重经济基础，而非空谈心性之义。王艮说：

“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学也。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

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不立，末治者，否也。”[146]

王艮所谓的安身，进一步发展，可导出类似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也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王艮所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艮之学生，曾任云南左布政使之徐樾说“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注重百姓日用，再往下深化发展，即可变为注重经济基础。

王艮以圣人自居，而他也果然被当时人物看成了圣人，万历四十二年，泰州后学周汝登撰文称他为“东海圣人”，他的弟子遍布天下，他死后，各地为其建祭祠有十四处之多，以一个完全平民而得到如此待遇，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后来的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曾经这样描绘过王艮以及他在明人心目中地位“弟闻泰州一灶丁，公然登坛唱法，上无严圣贤，下无严公卿，遂成一代伟人。至于今，但闻仰之，诵之，不闻笑之，呵之也。”

由一个灶丁一跃而成为明朝的一代思想伟人巨人，学生弟子遍布天下，甚至东林领袖也不得不敬佩称赞歌颂，这也是只有在明代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任何其他朝代都是无法想象。

这一点本身就能说明明代星火意识上升到燎原意识的程度。

王艮开创的王学左派，门徒盛多，其后辈中也豪杰辈出。其个性精神也愈趋于张扬，比如泰州后学罗汝芳就提出了人应该顶天立地的思想，他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罗汝芳又曰：

“人生天地间，须要有顶天立地志气，不可一毫落寞。”[147]

“大君子自树于宇宙间，固必有卓越之见，超乎世尘之表；友朋之丽，益于道德之会；亦必有通融之妙，贯乎久要之中。是则立己立人，己达达人，浑然而无彼此，洞然而靡始终。”[148]

罗汝芳提出的要人顶天立地，自树于宇宙之间，张扬个性，立人立己的思想，

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相对照，是不是非常相似？但王学左派是提前了三百多年来提出这样的思想。

从王艮提出的安身保身，罗汝芳说的立身立己，非叫人自私狭隘，苟且偷生之义：

罗汝芳曰：

“盖学大人者，只患不晓得通天下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晓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则家、国、天下攒凑将来，虽狭小者，志意也著宏大；虽浮泛者，志意也著笃实，怠缓者，志意也著紧切，自然欺不过。”[149]

“盖圣人之所谓‘己’，是联属天下以成其‘己’，岂止天下，即万世亦欲其相通而无间也。”[150]

王学左派发展到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又是一层境界。何心隐把人格平等的朋友关系置于各类关系的核心地位，其意无非是父子、君臣、夫妻、兄弟等关系都应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君臣关系，君臣与友朋皆为志同道合之事业关系。在朝为君臣，在野为友朋；从政为君臣，设教则为友朋。故何心隐曰：“殊不知，君臣友朋，相为表里者也。”

友朋为进步之道在民间学习讲论者，君臣为进步之道在国家层面推行实施者。故何心隐曰：

“君臣之道，不有友朋设教于下，不明；友朋之道，不有君臣出政于上，不行。行以行道于当时，明以明道于万世，非表里而何？”[151]

如李贽评论的那样，如果说王艮是条“见龙”，那何心隐就是一条“亢龙”，王艮还在说“出则必为帝者师”，何心隐则干脆觉得不做官更有利于大道，他说：

“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152]

那何心隐是怎么“出身以主大道”的呢？他先建立了聚和堂（黄宗羲《明儒学案》做萃和堂，似误，按《何心隐集》当为聚和），根据左东岭的说法:

“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思想的社会试验”

“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

既然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那就难免和政府官方发生冲突矛盾，何心隐因为领导聚和堂抗交地方官员多征的税，并且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被抓了起来，本来是要判处绞刑的，毕竟是人命官司，但何心隐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个成员程学颜的关系，打通上层关节，结果就被释放出来。被释放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活动。

如此作为，也就难怪当时的著名文人领袖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传》中攻击泰州后学说：

嘉隆之际，讲学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其贪横之私，……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东越之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至于李贽，则几乎是众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物，凡是对明代略有了解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所以似乎也不必过多介绍。从学派思想溯源来看，他应该也可算泰州后学中的一分子。张学智在《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一文中说:

李卓吾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奇特的人物，可算做泰州派下重要一员。他的思想受王襞、罗汝芳、影响甚大，后又与耿定向往来论辩，其中心观念‘童心说’与罗汝芳之‘赤子良心之学’所关甚为明显。他同时又佩服王龙溪，对其人其学之十分心折。[153]

4、明代文化教育水平的发展

首先一点，明代的文化教育在宋代发展的基础上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应该说这是思想普及，星火意识能上升到燎原意识的基础表现。

这方面应该说和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期就确立的政策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朱元璋说“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正是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从中央一直到各级地方的学校教育机构。

在中央方面是所谓国学。陈梧桐写的《朱元璋与明代文化》一文中说：

国学是由中央设立的高等学府，洪武年间除设于南京的京师国子监外，一度还在凤阳设置中都国子学。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改北平府学为北京国子监，迁都北京后又改称京师国子监，而将南京的京师国子监改称为南京国子监，国子监遂有南北之分。国子监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官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子弟。……国子监规模宏大，洪武二十六年裁撤中都国子监，将其生员并入京师国子监，监生的人数达到8124名。监生学习的内容有《四书》《五经》，兼学刘向的《说苑》，还有《大明律令》、《御制大诰》和书、算。洪武三年，朱元璋还命国子监及郡学‘皆令习射’，国子监因此还辟有射圃，教习骑射。[154]

事实上，国子监的学生还享受有多种生活福利：

（一）伙食免费，此即《明史》中所说的‘厚给廪饩’；（二）部分衣着免费，此即《明史》中所说的‘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三）节日发给零用钱，……（四）已婚学生妻子来校探亲或常住，学校免费供给口粮，……；（五）学生回家省亲，校方提供路费及行装，……；（六）学生有病可住入疗养院，校方派膳夫照顾其饮食，……；（七）在率性堂毕业后之实习生如尚未婚娶，校方可资助该生部分婚娶费用，……。[155]

地方性的学校有郡学和社学，其中郡学由府、州、县设立。最早于龙凤五年（1359）开设，洪武二年又令各地普遍开建：

“后来生员增广益多，有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等诸多名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并学习《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生员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可岁贡为国子监生；也可参加乡试而为举人”

明代的生员在生活上同样享受诸多优厚的待遇和特权

比如“廪膳生员国家还按月发生活费,明初每人每月供米六斗到一石.到明代后期,改由国家给膏火银12两 ”(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此外还有免除杂泛差徭，不受地方官吏责罚等待遇。

社学则是:

“设在基层的初级学校。明朝建立以后，有些地方官就开始设置社学，如洪武四年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曾‘立社学数百区’。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下诏：‘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总之，如罗伦所说：

“为推进教育的发展，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有力促进明初教育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局面。明代教育之发达，远远超过了唐宋和元代。”

明代文化的普及提高并不仅仅限于学校的普遍设立，事实上还深入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层面上。朱元璋通过一些宣传政府法令政策的措施，在达到宣传本身目的同时，也把文化的普及深入到了民间的每一个角落。下面一段引文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在连续出版的《大诰》三遍，洪武抨击了政权中存在的无限罪恶和腐败行为。该书在1385年11月至1387年月间连续印行，被指定为直到国子监各级官学生员的必背书目。之后，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又出版了他的《教民榜文》，在这本书中，他号召人民与他一起根除恶官。洪武的这些书传播范围很广，这可以从《大诰》发行数年后写的一首诗中看到：

天语谆谆祸福灵，

风飞雷厉鬼惊听。

挂书牛角田头读，

且喜农夫也识丁[156]

应该说这首诗中描绘的情形并非出于夸张，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文盲率最小的一个朝代，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判断。

晚明时期江南一些地区，甚至到了后生小子无不读书的地步。

比如明末张岱在《夜航船》序中提到的“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5、明代舆论力量在政治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加强

这一部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更具体的分析可见《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总之，和宋代相比，明代舆论力量在政治中作用之大比起宋代有增无减少。甚至舆论发动的平民力量、市民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即便在宋代也是不多见的。

6、各种观念变化

这点在明代表现的也相当突出，这里无法全面论述，所以也都只能举一两个例子

甲、等级观念的变化

《纵乐的困惑》一书有这么一段记载：

李乐讲述了一个士绅的故事，盛夏的一天，两个官员来拜访他。这个士绅从田间唤回一名老奴，为他们三个扇凉，他转过身去跟客人说话，没留意已顺手拿了凳子坐在了他身后，这就意味着那仆人坐到了他主子的上手，也就说比他的主子还要尊贵。当这士绅后来注意到的时候，就斥责那老人坐错了位置。结果那仆人回嘴道‘汝有风足矣，何管我坐为主宾’。主人只能笑说，自己太执拗于落座的位置这些细微末节时，紧张局势才化解。[157]

冯梦龙写的《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进士出身的县令吴杰，面对平民商人蒋兴哥，一口一个下官：“下官几乎得罪了”，“下官有处”，“下官何忍拆开”。看见已经嫁给自己的王三巧儿和前夫蒋兴哥感情深厚，还让其和蒋破镜重圆。

朱国祯《涌幢小品》里还有这么一则记载，一个老太婆在道路上面叱吏部尚书为“蚁子官”，以至“从者失色”。

“宋栗庵太宰转长安街。一老媪面衣不避。隶人误以为男子。呵而触之。媪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余年。这些见了千千万万。罕希你这蚁子官。从者失色。无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顾去。太宰到部。笑语同寮曰。今日晦气。空受了老妇人一场大骂。同寮问故。语以状。又大笑曰。也不是蚁子了。听者俱失笑。嗟乎。此妇人眼界亦不小矣。”

这里提到的宋栗庵即时任礼部尚书的宋纁(1522—1591年)，明代官员在路上出行都有仪仗队伍，其品阶高低，一目了然。老太婆显是明知其为高官而叱骂，又其路上独自出行，为一般平民妇女无疑。

叶绍袁在《启祯纪闻录》里还记载了好几件平民羞辱甚至殴打地方官员，政府反而惩罚官员的事情。

乙、妇女观念的变化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人尽可夫这样的话，即便在现代来说，也是对妇女恶毒的辱骂。但是在思想开放的明代，一些知识分子却做相当开通的解释。谢肇制的意思是说，人（这里当然是说男人了）都可以成为一个女性的丈夫，因为妇女嫁人，本来就没有一定，不但是男性选择自己的妻子，而且妇女也在选择自己的丈夫，这个意义上说，人尽夫也没有什么不对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明代当时的法律，对妇女再婚没有什么限制，即便是对于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 ，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 ，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这也是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在小说中的反映了，在以前的朝代是不太会发生这样的思想的。

丙、对外观念的变化

瞿式榖说：

“独笑儒者未出门廷，而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为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夷宾，呜呼，是何言也！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158]

瞿式榖这种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是值得称赞。而这种的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

“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159]

7、思想家著作的流行

在明代晚期，以偏激和狂狷自居的思想家的著作也成了畅销走俏的书籍，这是一个社会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重要证据

思想的作用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精英二三知己相互唱和捧场，而是能通过商业的方式迅速扩展到大众中，影响当时的文化道德心理走向。

张学智说：

“……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160]

李贽的著作在明代当时非常畅销，一些书商为牟利，甚至聘请一些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当时的盛况可从万历时期初版由汪本钶编集的《续焚书》中李贽生前的朋友学生写的几篇序中窥见一二。

比如汪本钶本人写的《续刻李氏书序》中说:

“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者。……第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虐，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

张鼐写的《读卓吾老子书述》中说：

“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天下具眼者少，故真书不能穷其意，而赝书读之，遂足以祸人”

而李贽生前最好的朋友，曾经考中过状元，又担任过太子老师的焦竑写的《李氏续焚书序》中也说

“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识者病之”[161]

另外这里不妨顺带说一下李贽的死，一般人提及此事都义愤填膺的大骂明朝政府残酷专制，压制思想异己，迫害死李贽，这其实缺乏对事实的基本了解。李贽被抓是因为他本身行为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所以在他76岁的时候，才把他抓去关了起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

“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

也就是对他的处置也不过就是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颇好，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所以才自杀的。

其实关于他自杀的原因，他学生汪本钶的话是能说明问题的:

“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

可见把李贽的死当成是明朝政府对他的迫害所致实在是有些冤枉了。从李贽本人的愿望来说，他倒是希望政府迫害，然后他当烈士，成万古之名。可惜明政府不成全他，只是让他回家乡，这他受不了，于是自杀，总算也博得个烈士的名号了。

8、书院讲学的兴起与无法禁止

《传习录》也记载王阳明讲学时之盛况：

“先生每临讲座，前後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前，先生常叹曰：‘君等离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为尝不跳跃称快。”

罗汝芳讲学盛况比之阳明亦不遑多让：

“公享年七十有四，门弟子百余人，皆相向而哭。里人皆罢市尽哀。穷乡僻谷，莫不走吊悲号，七日不忍见闻。海内同志奔奠，三年不绝。”

“身所止处，弟子满座，未尝以师席自居。及门者数千人，直下承当者亦众。”[162]

陶望龄记载王艮和罗汝芳讲学情形则曰：

“心斋父子盛时，升堂谈道，万众咸集。既退，虽皂隶臧获，人人意满，若怀宝而去者，至先生会讲时亦然。”[163]

据《明儒学案》记载，参与泰州学派讲学活动的，多有劳动阶层。

如朱恕是樵夫，每次采薪路过王艮讲堂，就在下面听，听完后再“负薪而去”。

韩贞是陶瓦工人，是王艮儿子王襞的学生。原本有茅屋三间，用来还债，之后住窑洞里。后听讲学觉有心得，就自己也开始讲学：

“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县令闻而嘉之，遗米二石，金一锾。乐吾受米返金。”

夏廷美是农夫，原先听张绪讲学，听“求为真人，勿为假人”之语而有悟，又到湖北找耿定向，耿定向指点其拜师于焦竑，颇有心得，其有言曰：

“吾人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为世味牵引，依违从物，皆妾妇道也。”

“天理人欲，谁氏作此分别？侬反身细求，只在迷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也。”

林春原本是佣人，主人家见其聪明，就让他和儿子一起学习，嘉靖时期中进士，先后任户部、礼部、吏部官员。其是王艮的学生，从少到死，没有一天不讲学。即便在吏部为官，也不避嫌疑，经常和其他讲学者带着铺盖洗漱用品，住在寺观里，终夜谈论不休。

孙献韬写的《明末书院的创建与毁禁》一文中对明代中晚期书院讲学兴起，以及政府屡禁不止的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妨摘录一下。

首先是嘉靖时期的情况：

“嘉靖十六年毁禁书院诏下达不久，王门弟子沈谧便在秀水（浙江嘉兴）创建文湖书院。他认为创建书院讲授王学是义不容辞的大事，不能被一纸禁令所吓倒，‘师虽殁，天下传其道者，当有人也’。第一次毁禁书院的行动就象一场转瞬即逝的疾风骤雨，讲学活动继续在更多的书院里进行”

“第二次毁禁书院在嘉靖十七年（1538），这次毁禁的范围是天下所有的‘倡邪学’的书院。……毁禁的范围大了，效果却更差了。当时王、湛之学流布天下，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不但一般读书人趋之若骛，连中央和地方的大批官员也热衷于传讲王、湛之学。嘉靖年间主管各地教育科举事务的提学御史几乎个个是讲学的高手。‘今不问其人，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即点提学矣’。他们一到地方，便创书院，召集生徒，大肆讲学。一边是朝廷发出的空头毁禁命令，一边是地方官员热情很高的创建行动；所以明代书院，仅以嘉靖年间兴建的最多，共215所，占创建总数的37.13%。”

“经过这两次名不副实的毁禁之后，朝廷对书院与讲学似乎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到了嘉靖中期，已成汹汹之势。‘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校几废，著语录以惑世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风俗颓败，株连蒂固，势莫能止’。嘉靖三十二年（1553），内阁大学士徐阶在北京灵济宫开坛讲学。徐阶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以大学士的身份走上讲坛，成为京城轰动一时的大事。地方官及文人士子竞相效仿，讲学活动在这时达到高潮” [164]

在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期，又进行一次比以前更为雷厉风行的毁禁书院的行动:

“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下令……‘尽改各县书院为公廨’，……用一级管一级，一级压制一级的严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对书院和讲学进行一次彻底的治理整顿”。

照理说在张居正的铁碗之下，这次毁禁书院的行动，应该是相当有实际成效了，但实际上并不然。

在左东岭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中说：

“自明中心学流行以来，士人受其影响，不知有多少人欲做豪杰，欲做圣人，欲做横空出世之龙，凭他张居正一条龙，能降伏得了吗？就实际情形看，他不仅未能清除民间的讲学，甚至陪都南京都难以推行他的讲学禁令，就在其三令五申之时，却从那里照样穿来李卓吾、焦弱侯等一大批士人讲学的朗朗之声。也许只有在北京城内，才基本贯彻了张阁老的讲学禁令”。[165]

再比如张居正和他曾经的朋友，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对罗汝芳说过“干将诚利矣，匣而弗试，利无从见也”（对比一下他对另一个当时颇有名气的文人王世贞说的“干将诚利矣，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可见两人关系之厚，以及张对罗期望之高。可是在张居正当政之后，两人还是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关键就是在罗汝芳正是一个讲学的狂热分子。而冲突的结果呢，左东岭说:

“失败者依然是张居正，从罗氏的做太湖知县到万历年间被罢官，尽管张氏对其或规劝或制裁，却始终难以征服这位狂热的讲学先生。张居正手中的权力只能不让他做官，却无法让他停下讲学”[166]

而孙献韬也说：

“在明确列入毁禁名单的书院中，也有一大部分名毁实存：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不久，便又通过各种渠道恢复过来。如江西吉水县的仁文书院恢复于万历十一年，江西安福县的厦古书院恢复于万历十三年，江西瑞州的筠阳书院恢复于万历二十五年”

“张居正逝世之后，他所倡导的改革也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此后的40年间，书院又迎来第二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不但大批被毁的书院相继恢复，还创建了171所新书院，占新建书院总数的22.71%。这与第一次，第二次毁禁书院之后的情况有惊人相似之处”[167]

最后一次毁禁书院就是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了，时间是天启五年。这次毁禁书院虽然似乎更为严厉，但持续时间就更短了，魏忠贤是天启七年就倒台了，满打满算也不到三年的时间。对于明代如沸如狂，狂飙大潮一般的讲学风气来说，也只是一个小插曲了。

明代这种风行整个知识界，政府想要禁止都根本无法禁止的讲学风气，本身也是星火意识上升燎原意识的表现。

8、对科技的热情与兴趣的增长

这一方面表现晚明几十年的时间，本土科技著作如同喷发一般，源源不绝层叠涌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涌现出六七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科技著作和成果。

席泽宗先生说：

“在晚明67年期间出现了具有世界水平的9部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方法上，他们已自觉地开始注意考察、分类、实验和数据处理；二是开始体制化，隆庆二年（1568）在北京成立的一体堂宅仁医会，由46位名医组成，有完整的宣言和章程，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社团，比英国皇家学会（1662）和法国皇家科学院（1666）都早。”[168]

另一方面明朝晚期，和西方的科技交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西方科技知识传入弥补中国固有科技传统的缺陷；以及晚明中国思想解放浪潮，中国已呈现科学革命的势头（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科技革命，只是没有深入下去[169]）。对数学天文地理乃至机械知识的欣赏和探究精神几乎席卷整个晚明知识阶层。

诸如内阁首辅叶向高、东林大佬冯应京、邹元标，先任巡抚后加封兵部尚书的郭子章、崇祯时期的阁老徐光启、兵部尚书熊明遇、张维国，复社巨头陈子龙、风流倜傥的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等等都是格物穷理之学的赞赏者乃至直接参与者。

甚至那些以古板闻名的道学先生如黄道周之类都开始热衷于提出新的天体运转模型，并和学生进行辩论探讨，有些见解颇具想象力，超出了当时传教士的认识水平[170]。刘宗周之类迂腐无比的大儒门下弟子都不乏精通西学科技的人物。

中国第一个成功制造望远镜并用于指挥火炮射击的薄珏，其好友魏学濂就是既加入天主教精通西学，同时又是刘宗周的学生，和黄宗羲算是师兄弟关系。魏学濂本身又是东林党烈士——所谓东林六君子之一魏大中的儿子。

纪建勋《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辩》一文中说

“薄珏在西学上的深厚造诣也离不开其挚友魏学濂的影响。魏氏是明末奉教名士，其之所以入天主教实亦源出其对西学浓厚的兴趣。方以智言魏学濂也精于西方的筑城之术，薄珏的远镜造炮之学与魏学濂的筑城之术都同发轫于西学，两人‘务为佐王之学’，‘兵书、战策、农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吕、盐铁之类，无不讲求’。 时人高宇泰称颂学濂: ‘席先人之誉，禀通越之姿，娴文博艺，海内人望归之。’”

“据此来看，魏学濂向王君重学习兵法，向薄珏学习律吕，请大儒刘宗周在父亲魏大中灵柩停放处讲学，与薄珏讲求佐王之学。实际上，师事戢山先生的是魏学濂，黄宗羲下文也宣称魏学濂‘所奉手抠衣者，戢山一人而已’”[171]

刘宗周得意门生黄宗羲本身也在数学历算方面有相当造诣，他在明天启时期，十四五岁时候和汤若望等人学过天文历算。《崇祯历书》1634年完成当年，“黄宗羲可能就在绍兴周述学后人处见到了稿本,并欲尽抄而未果” [172]。明亡后，黄宗羲又曾经“应用自己高深的历算造诣为南明监国鲁王政权编制了《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1645年)以及《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1649年)” 。后来又“以推日食等历算方法证实《古文尚书》乃是一本伪书”。[173] 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有所建树。[174]

明末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懂西学，不懂天文历算，都会自觉矮人一等。这种风气到了明亡以后遗民圈子里也有所体现，如顾炎武对于比他小了十五岁的王锡阐就在这方面自愧不如“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175]。

这种对于西学算学的热情甚至蔓延到了知识阶层之外，明末清初在四川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两人曾经记述连张献忠这个流寇头目都对西学算学颇有心得:

“献忠询问二司铎教内事件，并询西学，问算学之事甚多。献忠闻之，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二司铎亦暗暗称奇。”[176]

无论安文思、利类思所述是否夸张，但有一点可肯定，当时中国各阶层或多或少存在着对西方数学科技的热情，他们才可能把这样一个事迹安在张这类武人头上。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应。正因明人这种对新知识的热烈渴求，让传教士觉得只有竭力迎合，用更多新知识博得中国人好感，才能打开传教局面。这种情况下，也就有了明末七千册西学书籍从欧洲运到中国的壮举。《<崇祯历书>中的开普勒物理天文学思想》一文中说：

“明万历四十一年 ( 1613年) ，金尼阁奉龙华民之命返欧， 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募集图书和带好的天文学家过来。在1614年终，他到达欧洲，遍历意、 法、 德、 比等国，搜集图书达 7 千余册 。其中有反映开普勒物理天文学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 (北堂藏书 1899 号 ) 和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成书1618-1621年，北堂藏书1897号); 有反映开普勒光学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学》(成书于1604年，北堂藏1893号) 、 《折光学》 (成书于1611年，北堂藏书 1895号 )，以及另一个版本的《折光学》 (附伽里略的《比例规》，成书于1612年，北堂藏书1896号); 此外还有《世界的和谐》（成书于1619年, 北堂藏书1898号 )，《鲁道夫星表》(成书于1627年，北堂藏书1902号) 等11本著作。除《新天文学》(成书于1609年)外, 基本上涵盖了开普勒的所有著作。”[177]

这里不妨补充一些情况。这七千册书应不是金尼阁1618年动身返华时一次性带回，而是前后陆续运到澳门再运往北京，募集书的工作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也一直在进行。如上引论文中提到的《鲁道夫星表》就是开普勒本人在1627年12月送给在华传教士邓玉函的。

曾有说法似认为传教士虽带七千册西学书籍到京，但秘而不宣，明人并不了解有这些书，或者是并不关心这些书。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传教士不辞劳苦、不远万里从欧洲募集搬运七千册书到中国[178]，就是投明人之所好，书是用来炫耀的资本，怎可能秘而不宣？

据方豪先生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的考证，有相当多明人记载以兴奋语气提及这七千册书。不妨列举一下：余藏的《辩学抄本》，杨廷筠的《代疑编》、《序<西学凡>》、《代疑编续》，释行元的《非杨篇》，李之藻的《序<职方外纪>》、《读景教碑书后》、《序寰宇诠》、《天学初函题辞》，王徵的《奇器图说录最》、《畏天爱人极论》，李九功《序<励修一鉴>》，李祖白《天学传概》[179]。 方豪先生说：

“从上面已知道的汉文资料，可见当时教中人津津乐道，是如何的兴奋。”“教中人曾借此向佛教徒炫耀，佛教徒亦颇为警戒或怀疑”。[180]

对那些通过入教来学习西方科技的知识分子来说，书当然不仅是炫耀摆设之用，他们迫不及待希望能翻译出来：

“教中人渴望能及早大规模翻译，其中第一部于天启七年（1627年）出版，即《远西奇器图说》”[181]

来华传教士不仅运了大量记载最新知识的书籍到中国，而且还和当时西方最杰出的科学家有直接联系。邓玉函和金尼阁在 1616 年和开普勒亲自在慕尼黑见过面。回中国后，邓玉函又和开普勒有通信往来，在天文问题上寻求开普勒帮助。

在这样一个热烈需求和旺盛供应形成良性循环的社会大环境之下，明末清初中国科技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呈现出许多新气象，这其中有些是对西学知识消化吸收后的结果，有些则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在个别问题的认识上比西方同期更深刻更接近现代科学的理念，同时在科学技术仪器制造方面，民间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群体。

这方面更详细的内容，可看我写的《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引言部分，这里就不多说了。

[1] 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

[2] 申時行等《大明会典》卷194 冶课

[3] 《明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4] 葛金芳、顾蓉《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5]漆侠《宋代经济史》第552页

[6]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49页

[7]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48页

[8] 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28页

[9]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四月癸卯

[10]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五，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二，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庚寅

[12]《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六，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丙子

[13]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

[14]《明太宗实录》永乐初年数据里铁课只有七万九千八百多斤。即便乘15也只有120万斤不到，这不过相当于磁州临水镇一年产铁量的水平。

》，第128页

[16] 《大明会典》卷194 冶课

[17]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9页

[18] 《大明会典》卷194 冶课

[19]《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8页，129页

[20]《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29，130，131页

[21]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59页

[22]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0到11页

[23]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科学通报》1955年02期

[24]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275-276,278-279页

[25]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135-136页

[26]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2003年出版，第128页

[27]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下）》，《清史研究》2002年5月第1期

[28] 李绍强《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29] 《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30]朱国祯:《皇明天事记》卷四四，矿税。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

[31] 《镇吴录》万历时刊本，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

[32] 蒋以化，《西台漫纪》卷四，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1页

[33]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页

[34] 《利马窦书信集》罗渔翻译，光启出版社民国75.6[1986.6]年出版，第47页

[35] 樊树志《晚明史》上卷，第53页

[36]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8页

[37]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5页

[38]《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91页

[39] 谢国桢、牛建强、王学春、汪维真《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校勘本》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

[41] 王世懋《闽部疏》

[42]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9页

[43]《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9页

[44]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45]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78页

[46]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12到13页

[47]华人德《明代中后期雕版印刷成就》，《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48]张树栋, 庞多益, 郑如斯《中华印刷通史》，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4年版，第297页

[49] 同上第306页

[50]华人德《明代中后期雕版印刷成就》

[51] 同上

[52] 曹之《谈谈明代的活字印刷》，《图书情报知识》1983年第1期

[53]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九 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丙辰“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再加上“屯田子粒地共六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亩八分六厘三毫”

[54]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史》2006年第一期

[55]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74页

[56]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81页

[57]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97、206页

[58]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210页

[59] 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0]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史》2006年第一期

[61] 关于明代一升的容量为多少，见《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80页，和第235页，但该书在此处似乎有些问题，其折算的根据是“明铁斛〔五斗)容积为5112.6毫升，一石为10225毫升”，但如果真是这个数据，那就是一石等于现在的10.225升，一斗相当于1.0225升才对，小了十倍。这里只能理解为是该书作者吴慧的疏忽性错误，可能是把单位写错了，所谓五斗其实是半斗，所谓一石10225毫升应该是一斗才对，这样前后数据才可能对的起来。

[62]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第76页，第81页

[63] 顾炎武,、昆山顾炎武研究会《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64]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130册第412页

[65] 欧阳直《蜀警录》，《张献忠剿四川》第185页

[66] 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转引自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一书的《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探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67] 《丁耀亢全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69]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页

[70]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3页

[71] 第3页

[72] 第17页

[73] 第28页

[74] 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页

[75]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4页

[7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57页

[77]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41页

[78]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63页

》第64页

[8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70页

[8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79页

[8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2页

[83]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3页

[84]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5页

[85]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8页

[8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2-93页

[87]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4页

[88]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5页

[89]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5页

[9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8页

[9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3页

[9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5页

[93]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7页

[94]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9页

[95]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86页

[9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95页

[97]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95页

[98]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96页

[99]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0页

[10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6页

[10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9页

[10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21页

[103] 《利马窦书信集》罗渔翻译，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104]第48页

[105]第49页

[106]第50页

[107] 第51页

[108] 第51-52页

[109]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页

[110] 同上

[111] 张岱《陶庵梦忆》泰安州.客店

[112] 陈舜《乱离见闻录》卷上，《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第232页

[113]《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89页

[114]《丁耀亢全集》上册第40页

[115] 郑廉《豫变纪略》自序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甲申史籍三种校本》第7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117]陆楫《蒹葭堂稿》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640页

[118] 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第55页

[119] 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1页

[120] 同上，第83页

[121] 同上第83页

[122]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第11页

[123] 《李长卿集》卷一九，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73页

[124]王锜、于慎行《寓圃杂记.谷山笔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125] 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84页

[126]张岱《陶庵梦忆》，第25页

[127]张岱《陶庵梦忆》，第17页

[128]王士性《广志绎》，第33页

[129]张翰《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4页

[130]张岱《陶庵梦忆》，第20页

[131] 张翰《松窗梦语》，第70页

[132]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82页

[133] 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134]《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丁亥，第10787页

[135]《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五，万历四十六年十月乙丑，第10873页

[136]何孝荣《葛寅亮与<金陵梵刹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6期。何文依据《葛司农遗集》所附张右民《葛司农先生传》，惜此书现只有清抄本，一般大型图书馆未收藏，常人难以一阅。

[137]葛寅亮《四书湖南讲.孟子湖南讲》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63册，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138] 在中国即便儒家最权威圣人，也和西方宗教教主不同，儒家圣人可质疑嘲笑抨击，这从《论语》、《孟子》的描述都可看得很清楚。儒家贤人圣人非西方教主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嘴脸，须虚心接受别人教导，否则即为独夫而非圣人。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

[139] 莫之如 丘浚《大学衍义补》中的统计思想，统计研究，2001年第4期

[140] 这部分内容主体是我在网上发的帖子《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一文结尾部分。当时依据的参考文献有陈来 《宋明理学（第二版）》，以及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和龚杰《王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这里依据《王畿集》、《心斋王先生语录》、《明儒学案》、《罗汝芳集》、《何心隐集》等作了一些补充。

[141] 《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0页

[142] 《王畿集》第290页

[143] 《王畿集》第472页

[144] 《王畿集》第741页

[145]《明儒学案（一）》第141页

[146] 王艮《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第336页

[147] 《罗汝芳集》第297页

[148] 《罗汝芳集》第512页

[149] 《罗汝芳集》第3页

[150] 《罗汝芳集》第241页

[151] 《何心隐集》第66页

[152] 《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73页

[153]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见《“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笔谈》《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出版，第21页

[155]罗伦《明初教育制度之初步考察——社学、府州县学与国学》，《南京大学学报》1981.1，以下所引同

[156]卜正民（原名Brook Timothy）《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 王秀丽, 罗天佑 译，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62页

[157]《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第297页

[158]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10页

[159]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160]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见《“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笔谈》《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161] 以上三人序见《李贽全集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册第421,420，419页

[162]罗怀智《罗明德公本传》，罗汝芳集下册第832页

[163]陶望龄《近溪先生语要序》，罗汝芳集下册第959页

[164] 《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第244-245页

[165]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522页

[166] 同上

[167] 《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第246页

[168]席泽宗《科学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第113页

[169] 席文（Nathan Sivin，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十七世纪的中国科学革命”“那场革命与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相比，远不如后者轰轰烈烈。它没有爆发成一场改变人们对自然传统认识的根本革命”，《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1期

[170]石云里《十七世纪中国的准哥白尼学说——黄道周的地动理论》，《大自然探索》 1995年第2期

[171]纪建勋《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辩》，《史林》2013年第1期

[172] 杨小明《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173] 同上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75] 《顾炎武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96页

[176]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页

[177]王国强、孙小淳 《<崇祯历书>中的开普勒物理天文学思想》，《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8年第1期

[178]在当时可说相当浩大工程“七千部书运往北京也费了一大番力气，最初数年只能暂存澳门，此后是分批逐渐带进” 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据台湾光启出版社1970年版影印），1988年第1版，第182页

[179]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81、184页

[180]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82页

[18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