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杨银禄取代阎长贵，成为钓鱼台11号楼的第二任秘书

引言

杨银禄，是江的第二任机要秘书，在他之前，是阎长贵；当时，江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因此，通常都用11号楼来代指她。

初到11号楼

杨银禄早年参军进入8341部队，一开始是一名基层的普通战士，因为会写文章，有些文才，被调任文书岗位，后来升迁为排长、干事，算是个连级干部。

1967年的年初，杨银禄被调到了后楼工作，这后楼是办公厅主任值班室，位于秘书局的后面，故而大伙习惯称之为“后楼”。

杨银禄并不知道，调到去后楼工作，其实是在考察他的工作能力。

1967年10月3日，后楼的领导找到他，要把他调到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

当时，11号楼的秘书是阎长贵，他也是11号楼的第一任机要秘书。阎长贵人老实，毕业于中国人大哲学系的他，在11号楼里，是学历最高的一个。

可惜，他最后也因为太老实，只担任了一年的机要秘书，就被“辞退”了。

领导告诉杨银禄，他去11号楼是要去接替阎长贵的工作，这就让杨银禄有些不解，他询问，阎长贵怎么安排？

领导告诉他，阎长贵会调到其他单位，其实，包括阎长贵本人也万万没想到，因为关锋和戚本禹的事情，他也受到了牵连。

阎长贵能当上11号楼的秘书，还是戚本禹推荐的，而关锋呢，又是他的老师。1963年，阎长贵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哲学组，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哲学。

1967年，关锋得知自己的这个学生要去11号楼当秘书，也曾告诫过他，说他太老实，不敏锐，不适合在11号楼当秘书。

没想到一语成谶，随着关锋和戚本禹被羁押，阎长贵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是他却没有感知到。

当杨银禄来到11号楼的时候，阎长贵还以为是领导给自己找了个副手，分担一下自己的工作。

10月3号的中午，和后楼的领导谈完话，吃过午饭后，杨银禄就乘坐一辆红旗车，去到了钓鱼台。

原本，江是住在钓鱼台的5号楼，这5号楼距离北面的马路有些近，东边也毗邻马路，她喜静，又怕光，就搬到了11号楼。

这一天，杨银禄正式在钓鱼台的11号楼工作，六年后的1973年6月，他离开了11号楼。

原本她的妻子也是在钓鱼台工作，自打杨银禄离开后，妻子也不允许在钓鱼台工作了，不过，两人仍旧住在钓鱼台北边的宿舍。

至于为何妻子也被赶出钓鱼台，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准信，杨银禄心中多少是有些明朗的。毕竟，在11号楼的工作人员，没有几个会有多好的结局。除了那个老厨师之外，其他什么医护、警卫都是随时可以替换的。

初见阎长贵

杨银禄在后楼的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了11号楼，他到的时候，江还没起床。陪同而来的工作人员，在路上的时候就和杨银禄说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及领导的作息喜欢等等。

她通常是在晚上办公，白天休息，一般是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杨银禄他们乘坐的汽车，在距离1号楼还有约五十来米的时候，司机就把车停了。

这最后的五十来米，只能步行过去，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杨银禄，那人睡觉浅，一会咱们过去的时候，声音小一些，不要把她惊喜了。

到了11号楼，几个人直接就去找阎长贵了。

阎长贵的宿舍，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敲门，门开后，杨银禄这才第一次见到了阎长贵，他是这么描述当时两人见面的场景：

他不太精神 ，显然累得够呛，哈着个腰 ，眼睛挂着眼屎 。

一旁随行的工作人员，给双方互相介绍了一下情况。两人的年龄相似，当时杨银禄29岁，阎长贵比他年长了一岁，又同是拿笔杆子写文章的人。因此，两人虽说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太多的拘束。

随行的人告诉两人，后楼那边和11号楼都商定好了，银禄暂时不要和江见面，总体的工作还是由阎长贵负责。

由阎长贵上去联系工作，在下来找杨银禄给他打下手，譬如怎么登记文件、怎么接电话等等。

在杨银禄还没来之前，阎长贵每天的工作任务都很繁重，他也曾多次和领导提及过，给他找一个副手的事。

因此，这次见到杨银禄，他就自然认为，这就是给他找的副手，压根就没想到，这是来取代他的。

虽然关锋和戚本禹和自己的关系亲密，但是，在阎长贵看来，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本本分分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还不会影响到自己。

这也难怪，当初老师关锋会说他：太老实，不敏锐，不适合在11号楼当秘书。

随后，阎长贵就告诉杨银禄，应该怎么选择文件和资料。而且还得在整理好的文件袋上，别上一个小条子，注明今天的日期、周几；今天有些什么安排，譬如几点开会，什么时候要同什么人会面等等。

阎长贵告诉他，因为领导没有节假日，所以他们一般也没有节假日。

回家奔丧

在11号楼待了差不多三个来月，1968年的1月3号，上午，杨银禄收到家里发来的一个电报，上面只有这么五个字：父病重，速归。

杨银禄的兄弟姐妹挺多，有七个，他上面是4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杨银禄收到家里发来的电报后，心里也很纠结，毕竟他刚调到11号楼没多久，请假回家觉得不合适，还有就是，他也不能确定领导是否同意自己回去。

杨银禄心情烦闷，这事他对谁都没说，把电报锁在了抽屉里。

到了晚上，家里又发来一封加急电报，内容也是五个字：父病故，速归。

这回杨银禄坐不住了，他拿着电报找到阎长贵，说父亲去世了，自己需要回家帮着料理后事。

当时，江已经睡下了，是不能打扰她的，阎长贵思索了一会，就给汪东兴打去电话。在征得了同意后，杨银禄这才离开了11号楼。

杨银禄连夜去到车站，次日早上到的家，父亲的遗体就放在堂屋，家里的大门板拆了下来，父亲此刻就躺在门板上。

见得如此场景，杨银禄一进门就泪流不止。

杨银禄上午匆忙赶到家，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下午就埋了。安葬完父亲之后，杨银禄本打算回11号楼，但母亲想要儿子多住一段时日，母亲是这么对儿子说的：

“你爸刚走，你再守我两天吧”

一个母亲对儿子说这么一番话，当儿的心里也是不舍和难受，杨银禄就留了下来。

因为情绪不好，再加上吃喝也不好，杨银禄回家没多久就上吐下泻，腿脚也打软，几乎走不了路。

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让杨银禄不要在逗留了，赶紧回来。

杨银禄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会，说给他想办法。

当时，38军驻扎在保定，离杨银禄家不是很远，汪东兴就给38军的114师打去电话。114师那边就派了一辆吉普车，一个干部和一个战士过来。

等到了北京，他先去的后楼，并没有直接去钓鱼台11号楼。一路劳顿，再加上身体本来就不适，杨银禄整个人都有些迷糊了。

旁人和他说话，他也听不清，没有啥回应，这个状态不行啊，就赶紧叫来了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吃了药，出了一身大汗之后，杨银禄这才好转了一些。

看他精神好了一些，旁人才告诉他，让他赶紧去11号楼，那边需要他。

成为11号楼的第二任机要秘书

那么，为何要这么急匆匆的叫杨银禄回来呢？

其实，是11号楼那边已经等不及了，要尽快把阎长贵给换掉，让杨银禄顶上去。

等杨银禄来到11号楼后，阎长贵就去找江，说是银禄回来了。

哪知道阎长贵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

“他回来了 ，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统统交给他。

突遭此当头棒喝，阎长贵也是一脸不解，这是要他交接工作的意思吗？事情来得太快，他心中一时也不是滋味。

在阎长贵离开的时候，陈伯达来找杨银禄，告诉他这么急叫他回来，是要接替阎长贵的工作。

杨银禄询问，那阎长贵会去哪？陈伯达告诉他，阎要去出个长差。

听得这个解释，杨银禄也觉得奇怪，他觉得出差嘛，办完事再回来不就行了，为啥还得这么着急忙慌的把自己叫回来。于他而言，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抱怨的，只不过不敢表达出来。

阎长贵在交接工作的时候，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已经很糟糕了，他心里想着，大不了在给自己重新换一份工作罢了。

因为文件和资料很多，工作交接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但是，11号楼警卫员那边都来了两次催促电话，都是催促尽早完成交接工作。

等那边第三次打来电话，杨银禄这才觉得事情有些不简单了。电话那头的语气很焦急，让他不要交接了，把阎长贵看住，别让他跑了。

杨银禄还觉得奇怪，不就是出个差嘛，至于要跑吗？

电话挂断没过多久，就来了两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把阎长贵带去了钓鱼台的2号楼。

1967年的8月26号，关锋和王力也是被带到钓鱼台2号楼隔离的。听到阎长贵去到2号楼，杨银禄才知道事情的严重了。

身处2号楼的阎长贵，对于自己的处境仍没有悲观的想法，工作人员进来问他在干什么，他回道在看书。

闻听此言，工作人员丢下了这么一句话：

“你现在还看书，你就是11号楼身边的定时炸弹”

1968年1月，阎长贵就被送去了秦城。

打这开始，杨银禄正式成为11号楼的第二任机要秘书，开启了他在这里5年零8个月的秘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