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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拿遍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钓鱼杆钓友圈2023-07-03 14:21:02A+A-

作者:Buck Henry

译者:陈思航

校对:易二三

来源:Film Comment

译者按关于那些「魔鬼」导演的片场故事,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但今日这篇纪实文章的主角罗伯特·奥特曼,拿下过戛纳、柏林、威尼斯最高奖的世界级大师,似乎倾向于打造一个相对自由、和谐的创作环境。本文的作者巴克·亨利曾经参演过奥特曼的多部作品,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编剧和导演,那部著名的《毕业生》,就是由他参与编剧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晓畅的笔调,记述了自己参演奥特曼的《银色·性·男女》和《大玩家》时的趣味轶事。就算撇开学术价值不谈,这也是一篇颇具趣味的散文。剧组成员们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他们从山上拖下一两吨重的工具,在这些山峰上,可以俯瞰蜿蜒行进的科恩河,这里距离贝克尔斯菲市大约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加州已经经历了六年的干旱,这里酷热难耐。周围的山丘都被烤干了,满目尽是棕色与黄色。《银色·性·男女》(1993)真正的工人们爬过阳光炙烤的岩石,涉过清澈而冰凉的河水,搭建平台、铺设轨道、安装摄影机与声音设备;我与演员弗莱德·沃德、休易·路易斯则找到了一片阴凉处,准备开始认真钓鱼。休易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吹着他的口琴,那是几段质朴的乡村布鲁斯音乐。我与弗雷德则交换了一些很久以前的冒险回忆,那都是关于墨西哥妓院的故事。几周以前,那是洛杉矶郊区某处的一家餐厅外,我们正在与莉莉·汤姆林和汤姆·威兹拍摄一个段落。在停车场那里,我与弗莱德大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休易的指导下学习钓鱼,他是我们中间唯一的、真正会钓鱼的人。这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所以当我得知科恩这一带并没有鱼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失望。毕竟演员们总是喜欢在表演的时候,确实地去做那些事情——端着一把枪啦,跳踢踏舞啦,开飞机啦,吃饭啦,抽烟啦(政治不正确的那种烟),和一个绝顶美丽的女人做爱啦……此外,由于我很少被要求进行上述那些活动——好吧,我在几部电影里都抽过烟——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钓鱼,会为我的职业生涯增添一个有趣的维度。因为演员总想被认为是有趣的。他们也想被看作是有才华的人——当然,还有「滑稽」、「性感」和「聪明」,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有趣。他们希望别人能这么想:嘿,那个家伙不仅会笑、会哭、会说那些话,而且他真的会弹吉他、打橄榄球、敲钉子、煎蛋卷,他也真的能抓到鱼。那家伙真的很有趣。所以,当我假装从河里抓到一条又大又胖的活鱼时,我必须演出那种特别的兴奋之情——道具员会小心翼翼地将它绑在我的钓线上,他有一篮子半昏半醒的鱼。(美国动物保护协会请注意:在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没有鱼真的被杀死。它们可能被激怒了,也可能被羞辱了,但杀鱼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在我们完成拍摄之后,这些鱼在科恩河中被放生了。我希望它们能够受到自己这部电影处女作的启发,满怀感激的游走。我也希望罗伯特·雷德福能在下游重新发现它们,并将它们选作《大河恋》续集中的一个角色。)

《大河恋》(1992)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不仅仅只有那个养鱼人。我们还有另一位合作者,关于他工作的描述,并不会出现在大多数的日常表格中。他没有任何公开的官方称谓,所以我们称他为「牧尸人」。他制作了一具非常真实的女性死尸,使用的材料包括环氧树脂、塑料和一些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她的脸是仿造一位著名色情女演员制作的。她身处的那条河流,与我们——罗伯特·奥特曼的《银色·性·男女》中这个段落的角色——扎营的地方很近。她将在那里呆上几天,沉默不语地见证我们这些啰嗦的钓鱼者的热情。我知道我们应该对她做点什么,但我们并没有电话。而且,我们抛妻弃子、远离城市焦虑,还将野营用品与渔具拖到几英里外的山上,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因一个陌生人的不幸而分心。毕竟,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会死很长一段时间,而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钓鱼。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境——这就是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奥特曼与联合编剧弗兰克·巴希特根据这些故事创作了剧本。这个故事也与许多奥特曼的影片一样,那些普通的、正派的人们,作出了极端愚蠢的行为,而平庸与恐怖也在不断地相互碰撞。演员们喜欢为奥特曼工作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你得找出这个角色究竟是谁,」奥特曼说道,「然后让我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看,「有趣」又来了。我们不会经历太多关于内心世界与动机的讨论。每一位演员都掌握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小谜题——在这部作品里,还有一个只有奥特曼才能解决的大谜题:二十二位扮演重要角色的演员,都在试图创造某种真实的私人生活,这些相互交织、重叠的故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奥特曼通常会将摄影机——在某些时候,是多台摄影机——略微偏离演员的面部。如果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喜剧存在于远景之中,悲剧存在于特写之中,那么奥特曼主要选择的是中等的距离。关于人物的活动,他满足于「观察」而非「细察」。这种景别往往会让某个个体与其他人同等重要或是不重要。那些已经适应主镜头-中景镜头-单人镜头模式的演员,常常会受到这种结构的引导,将自己最好的表现发挥在特写镜头中。而奥特曼会挑战这种习惯,他常常会隔着同等的中距离,为一场群像戏拍摄一系列镜头,每次都让摄影机跟随着不同的角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剪辑特定段落的时候,每个演员都可能是镜头的焦点。麦克风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录制所有演员的每句台词、话语、咕噜声与呻吟声,这些声音也都会被保存下来,混音员也将面对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声音。当时,我在河边极为吵闹的地方,参与了一个钓鱼段落,当时我距离摄影机至少有一百码。在镜头拍摄结束之后,场记员过来问我,我低声哼唱的那段含糊的旋律叫什么名字,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她记下了那首歌的名字,因为每样东西都可能会派上用场。罗伯特·奥特曼(左)此外,奥特曼当然也鼓励即兴表演——即兴动作与即兴对话。即兴对话在电影中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当它与书面对话结合的时候。演员的说话风格,常常与编剧对角色的想法产生矛盾。而且,在许多电影中,即兴对话那种参差不齐的节奏,往往既不像电影剧本中的对话,也不像现实生活里的对话。这与背诵对白是不同的,在背诵对白的时候,情感的流势会被写入剧本中,也会得到排练。演员们知道别人在什么时候会停止说话,什么时候又轮到自己。但是,即兴表演的演员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防止以下念头在脑海中闪过:「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或是「见鬼,他什么时候才能不说话?」以及「接下来我该说什么呢?」这是一场斗争。换句话说,关键是要显得真实,有趣反而是次要的了。奥特曼试图让它变得简单一些。主要的工作,是要让对话呈现为趣闻轶事,而不是程式化的辞藻。他会提出某个词或话语,以让下一次的即兴表演变得更加流畅。他试图让电影变得更像生活,而非剧本。当这一切生效的时候,对话听起来很不错,影片的感觉也很好。我认为,在《银色·性·男女》中,这一切确实生效了。但谁在乎呢,毕竟我可是学会钓鱼了。算是学会了吧。我们不需要学习很多对话,正因如此,奥特曼的片场看起来是如此无忧无虑。这里有一种家庭精神,每个人仿佛都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他们也都玩得很开心。在结束一天的拍摄之后,无需面对几个小时的台词背诵,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过去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制作无声电影的年代,演员们在工作的同时,似乎还拥有如此丰富的社交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每天晚上并没有学习台词的负担。如果他们的台词说得不对,那么写好的字幕卡就会告诉观众他们应该说的台词。这样一来,他们在下班以后,就有足够的空余时间去参加那些迷人的派对、享受家庭生活,或是沉溺于随心所欲的堕落。五十、六十年代的欧洲电影似乎并不在意任何人究竟说了什么,它们只需要演员们不时地动一下嘴唇。这让它们避免了录制直接声源带来的麻烦,而且也省下了相关的费用。据说,费里尼会让他的许多演员单纯地从一数到十,之后再在任何合适的地方进行配音。这听起来像是为识字程度较低的观众准备的音效。我参与的第一部大量采用即兴创作的影片是米洛斯·福尔曼的《逃家》,这是一部在美国人人喜欢,却没人真正去看的作品。尽管有许多优秀的编剧参与了剧本工作,但演员们从未真正拿到过任何一页。福尔曼在美国呆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语言还不流利,他可能过于信任演员们协调语言与动作的能力了。我认为,他寻找的那种对话,并不具备某种有意为之的意义。「看,」他会在一场戏——或是很多场戏之前说——「这不重要。」《逃家》(1972)卡萨维蒂似乎很欢迎那些特殊的台词。对话越古怪,场记员清嗓子的声音越响、翻白眼的幅度越大,卡萨维蒂就越会高兴地点点头,露出他那奇异的、略显苦涩的微笑。当然,作家通常会鄙视即兴对话。我们都知道——好吧,我们中的某些人知道——那则海明威的故事,他在巴黎的那间阁楼上接待了访客,他们问及这几天他都去了哪里,他回答说,他就待在那里,躺在床上,思考最合适的词句。尽管这则轶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它提供了一种足以催生共鸣的表述,即使是最孤独、最受忽视的编剧,也足以体认这一点。因为这些珍贵的文字,证明了我们辛勤的工作和超凡的想象力。所以,对于那些在电影创作的图腾柱上地位较低的人——导演和演员,我们通常怀有苦涩的愤恨之情。他们有时会篡改台词,有时会改掉整个场景,有时(天啊!)甚至会修改整部影片的结尾。但是,如果这些变化奏效的话,我们当然愿意对它们表示赞赏。大多数优秀的导演都有能力将编剧或演员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同时,他们还会让这些人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有时候,其实没人能记住那些适当词语的出处。我在《大玩家》中的一次短暂的亮相,就可以作为很好的案例。奥特曼当时问我,是否愿意为扮演制片厂负责人的蒂姆·罗宾斯「推销」一个我自己选择的故事,所以我就提出了拍摄《毕业生》续集的拙劣想法。(我的本意是要进行一场恶搞,模拟一位编剧绝望时挤出来的一个想法。尽管如此,在影片上映的头几周里,还是有几位制片人、高管问我是否愿意将其考虑为一个严肃的项目。)

《大玩家》(1992)

推销《毕业生2》的过程,出现在《大玩家》的开场段落中,这个段落现在已经很有名了。这是一个持续了八九分钟的镜头,介绍了几十个人物,准确地描绘了制片厂中混乱的日常生活。最后弗雷德·沃德向我抱怨道——这或多或少是写在剧本上的台词——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拍电影了,那些时光是多么美好啊。现在,导演们不过是把胶片堆在一起,然后——「剪、剪、剪!」作为答复,我试图一口气说出几部驳斥他理论的当代电影,其中包括贝托鲁奇的《遮蔽的天空》——据「我」所说,贝托鲁奇的相机曾跟随着德博拉·温格,不间断地拍摄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当时并不能记起我提到的段落,而且我直到现在也想不起来。它与其他几个例子一同写在一张记有台词的纸条上,我在拍摄之后扔掉了它。当《大玩家》开映的时候,许多撰写相关文章的记者问我,我具体指的是《遮蔽的天空》中的哪一个镜头。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是按照剧本念的。但是,这部电影的编剧迈克尔·托尔金表示,他与此无关。奥特曼说他也不知道——这一定是我编的。或许当时贝托鲁奇打电话给我,让我说出他的名字,然后我忘了这回事,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谁能知道那些单词、句子和想法从何而来呢?他们以令人费解的方式,浮现在演员、编剧和导演面前。有人称它为「上帝的礼物」。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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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9.8,越来越完美的一部美剧肖战粉圈战争,得从头说起这部爱情剧可以看,某些方面超过了《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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