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属于这里

一

阳光被湖水反射，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时不时挪动一下，让树荫盖在身上。榕树有上千年了，树下躺着一具雪白的羊骨，几只秃鹫落在树枝，漆黑身体融入浓密的树影中。徐博指着白骨说，等我死了，就把遗体丢到这里喂秃鹫。

那天陆平从南苏丹飞来看我，徐博借了辆车，载我们去大裂谷中的一座湖心岛。岛上比高原热，随处生长着比人还高的野生仙人掌，从高空俯瞰，它们茂盛而参差，连成一片错综的迷宫。陆平躺在野餐垫上打盹，我趴在他身边看书，徐博在岸边钓鱼。灿阳下，水鸟在湖面上起起落落，变成一个个白色光点。这幅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时间越久，色彩就越浓郁，逐渐凝固成一幅油画，泛着松节油的气味。

没想到徐博一语成谶。出事后那几天我几乎没睡过觉，头晕晕沉沉。心脏压痛，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追悼会在公司的小礼堂举行，现场被精心布置，弥漫着玫瑰和马蹄莲的芳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来了。我站在靠过道的位置，时不时回头看向门口，总觉得徐博是又跑去钓鱼忘了时间，再过一会儿就会像平时开会那样，气喘吁吁地撞门进来。埃塞俄比亚已进入雨季，雨水淅沥不停，沙沙雨声仿佛是从宇宙边缘传来似的，缥缈而悠远。记得以前和徐博看电影时，他总是抱怨一到悲伤的场景就会下雨，真俗套。我望着徐博的遗像，他笑得开怀，露出紫红色牙龈，皮肤因经常野外钓鱼被晒成深棕。我心想，老徐，你终于也俗套一把了。

陆平关了店，从南苏丹赶来参加徐博的葬礼。在此之前我们为是否结束异国恋大吵一架，分手几乎已成定局，若不是徐博出了事，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追悼会上我们间隔两个人站着，有时不小心对视一下，便又迅速错开眼神。悼念结束后，我第一个推门出去，走进雨中。陆平跟上来，帮我撑开雨伞。我拨开伞，执意要淋雨。陆平也收起伞，陪我一起淋成落汤鸡。对了，徐博以前还说过，人难过的时候非要淋雨也很俗套。可是老徐，你不知道，现在只有俗套才能释放我的情绪。

从公司回宿舍，要穿过一片花园小径。花园不大，除了玫瑰和美人蕉，还种着很多我不认识的异国植物。公司雇了一位当地人做园丁，那人五十来岁，兜里一有钱就爱喝上几口，醉意朦胧中就踉跄着，把花花草草修剪得扭曲而杂乱。他至今未婚，患有白癜风，棕色皮肤上分布着不规则的白色斑块。有时突然从花丛中冒出头来跟我打招呼，那笑容令人感到悚然。

来到亚的斯亚贝巴（注：埃塞俄比亚首都）后，我经常加班，深夜穿过小径时，有风掠过，被剪坏的植物晃动起来，在我身后投下张牙舞爪的阴影。很多年后，我偶然翻到一张合影，我、陆平和徐博站在花丛前，身后的路灯明晃晃的，把我们的头发都照得雪白，然而在我的记忆里，那盏灯似乎从未照亮我晚归的路。

我和陆平回到宿舍，抖落一身雨水。房间里弥漫着腐败的气味，地上都是脏衣服，床脚堆积着零食袋。窗台上有一个圆形鱼缸，水已经浑浊了，一条白色小鱼浮在水面，半个鱼头都已烂掉，鱼肚子上落满了苍蝇。陆平捧起鱼缸，要帮我清理干净。我拉住他的胳膊，嘴唇不受控制抖动，说那是老徐送给我的，你给我放下。陆平说，你先去睡一觉，听话。他把塑料袋套在手上，捞起鱼尸，丢进马桶冲了下去，又把水草和石子倒进洗脸池，仔细清洗干净。鱼缸里的水换成了清澈的，淡绿的水草和白色石子静止在水中，显得十分落寞。我透过鱼缸往里看，像透过窗子偷窥一个被搬空的房间。一瞬间，身体中散落的情绪似乎被接通了，悲伤的，内疚的，遗憾的，全部汇聚成一股巨流将我冲垮。我捂住脸嚎啕大哭，陆平抱住我，也哭了。

二

我、徐博和陆平是五年前认识的。那时我们刚刚被分配到南苏丹工作。因为都是单身，年纪相仿，又都喜欢看电影，平日里便经常一起玩儿。徐博比我和陆平大两岁，喜欢以“哥”自居，我和陆平因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时，他就跑前跑后地照顾。他是东北人，个子很高，脸庞方正，天然地让人产生一种信赖感。渐渐熟悉后，我和陆平就总是称呼他“老徐”。

团队里的同事大多已婚，加上工作清闲，南苏丹的娱乐项目匮乏，他们对年轻人的感情便显出过分关心。上司姐姐时而旁敲侧击，问我要不要在单身的男同事中发展一个。我那时毕业不久，几乎没谈过恋爱。读书时虽有过几个关系暧昧的男性朋友，但当对方有更进一步发展的暗示时，我便突然对这段关系感到泄气，逃之夭夭。

当时我们仨经常凑在一起，我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越界的想法。一年后，南苏丹的项目结束，我和徐博随公司去下一个国家。而陆平辞职，和几个莆田人留在南苏丹合伙做生意。我以为我和陆平会渐渐疏远，但当和他之间的距离被拉长后，我们却变得比在一处时更加亲密。我们经常视频，不掩饰对彼此的想念，偶尔我也会叫上老徐，和陆平聊上几句。

几个月后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合同，突然接到陆平的电话。他声音颤抖，上气不接下气，问我可不可以做他的女朋友。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以为接到诈骗电话。他解释道，飞机失事了，捡回一条命，从舱门跳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我以为自己听错，再三确认，但陆平惊魂未定，语无伦次。我只好安抚他，让他先去医院检查是否受伤。

第二天看到新闻，才了解到事情全貌。陆平从朱巴飞往瓦乌出差，客机准备着陆时撞到一辆消防车，侧翼冒出黑烟。所幸飞机离地只有一米，舱门已经打开，乘客惊慌失措地往下跳。最后一名乘客离开机舱后不到一分钟，机身蹿起冲天火苗。电视上转播了现场全景，浓烟翻滚，天空被熏染成灰色，暗红色火舌舞动着，很快就把飞机吞没。

陆平作为飞机上唯一的中国乘客，接受了央视驻外记者的采访。电视上的陆平，脸色苍白，衬衫袖子被烟熏黑，他面对着镜头，一双神经质的眼睛像是在看向我。我走出办公室，坐在花坛边给陆平打电话，说愿意做他的女朋友。小叶榕的果实掉下来，在我的外套上摔成一摊紫色的污渍。

我们很快就把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了徐博。徐博好像并不惊讶，连说挺好的，好朋友成为恋人，顺理成章。又笑嘻嘻补充道，希望你们不要排挤我这个单身狗。

确定关系后，我和陆平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经常视频，谈话内容与往常也没什么分别。后来我飞去朱巴看他，睡在他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南苏丹燠热难耐，又常常停电，电扇无法使用。我们用报纸互相给对方扇风。等到夜完全黑下来，我们吻到一起，衣衫褪去，汗水交汇，床单湿透了。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仿佛正在徐徐消失，周围闪烁着模糊的星光。这一晚之后，我们才有了情侣的“觉悟”，会试着给对方起昵称，偶尔讲个带性暗示的笑话。有假期的时候，我们就去对方所在的国家探望，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去看他。他更忙一点，而且经历了那次坠机事故，对乘坐飞机感到恐惧。异国恋给我的感觉，并非刻板印象中那样煎熬。我甚至感到轻松自在，好像找到了恰当的恋爱模式。我曾想过，是不是因为与陆平之间的物理距离，我才愿意和他走到一起。

母亲对我们这段关系并不看好。她说男人不在身边，你怎么能放心。事实上母亲对任何男女关系都缺乏信任。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有了外遇，她羞愤难当，吞药自尽。我放学回家，推门就目睹了她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中呻吟的场景。我叫来邻居，邻居叫来了120。出院后，母亲没再试图寻死，但得了抑郁症，脾气奇差，有时毫无缘由地哭泣，有时莫名其妙地骂我。我升初中后，她和我继父结婚了，但抑郁症似乎也并无好转，婚后没多久就接连不断地吵架。青春期的我开始写日记，曾在日记本中无数次质问道：如果一对男女并不相爱，他们为什么还要结婚？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爱不爱，合适不合适，都不足以支撑人生的大部分决定。感性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让我们迈出无法回头的那一步的，往往只是一瞬间的动心起念。只需要那一个瞬间，就足以让我们之前无数次缜密的思考塌方。

三

我们当然不会按照徐博的意思把他丢给秃鹫。遗体在亚的斯亚贝巴火化，一米八五的男子汉，如今躺在小小的匣子中。徐博父母不会英语，我和陆平频繁跑大使馆，填了很多申请表，让两位老人可以带着独子的骨灰回国。二老回国前夜，我鼓起勇气，提出想要一点徐博的骨灰。他深深喜欢埃塞俄比亚，一定希望自己的一部分可以留在这里。

徐博的父母通情达理，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把那点骨灰装在密封袋里，用丝巾层层包住。他的母亲握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和徐博关系很好。我知道，她其实是在委婉问我是不是徐博的女朋友。前两年徐博总是被父母催促早些回国，解决终身大事。他不胜其烦，干脆扯谎说在这边谈了个女友，中国人，是同事。我心里又撕扯般痛了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能让他们稍感安慰。最终只是摇了摇头，说，他没谈恋爱，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的确幻想过和徐博在一起，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幻想过同样的事情。他对我很关心，与此同时对其他中国同事也很照顾，我不得不怀疑是自己会错了意。调到埃塞后，工资涨了很多，工作量随之剧增，我常常因为太忙而错过食堂的午饭时间。外面的中餐馆和西餐厅太贵，当地人吃的英吉拉又酸得呛鼻，只好啃面包和饼干充饥。因为作息不规律，血糖不稳，我患上了眩晕症。有天正翻译合同时，猛然感到桌子晃了几下。我在地震带上生活过几年，凭借经验，迅捷地踢开椅子跑了出去。等冲到院子里，却发现周围一片安静祥和。天旋地转的感觉再度袭来，我站不稳，胃中翻涌，扶着树蹲下去，哇的一声呕吐起来。等吐干净了，才发现徐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

从那以后，我和徐博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只要我不能准时出现在食堂，他就会多要一份饭菜，装在保温盒里。有时我故意逗他，说他不够了解我，今天选的这个菜我不喜欢吃。他端起饮料作势要泼我。我假装投降，把饭盒里的食物吃干净。然后他像长辈那样轻拍我的肩膀，说，吃饱了不想家。

“吃饱了不想家”是徐博的口头禅。我对于“想家”并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很多时候都困惑于哪里才是家。父母离异后，我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两年。后来母亲再婚，我就随她去了新的城市定居。之后几年，继父的工作被频繁调动，我只好又转到新的城市上学。每一次转学，我都能在短期内掌握当地的方言，只为了课间休息时，可以加入同学们的聊天。

我迷迷糊糊地想，人的命运早已在冥冥之中写好了剧本，我们总以为这是长达一生的连续剧，但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早已讲完，剩下的人生不过是对过往的不断重播。在非洲的经历也复制了我在国内的生活。大四时老师介绍了一个去非洲的工作，第一年月薪只有人民币三千，但包吃包住。那时我和母亲的关系处于最恶劣的阶段，我心想或许距离能够淡化我们之间的裂痕，就答应下来。最先去了乌干达，随后是南苏丹、坦桑尼亚，直到两年前来到埃塞（这期间徐博也是和我同样的工作轨迹）。我像对待花园里不认识的植物一样，从未耐心去了解一座城市的褶皱。可能是怕离开时伤心，也可能是在漂泊中日渐麻木。我像一个被风吹得偏离方向的伞兵，不知何时能够着陆。

徐博垂钓成瘾，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郊外钓鱼，数次因过于专注而错过回城的车。他尤其喜欢夜钓，给我讲了很多夜钓时遇到的奇事。有一次钓鱼时，一条鳄鱼在几米外悄悄登陆，他紧盯着浮漂，对危险毫无所察。幸好钓友机敏，钓具也不要了，死命拉起他跑回车上。还有一次，他独自一人驱车来到一片野湖。月色清透，星如莹水。白天刚下过雨，泥土潮湿柔软，湖面上升腾起轻纱似的雾。他选好位置，搭起帐篷，放下钓线，静待鱼儿上钩，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再醒来时只觉得脸颊边有凉风吹过，雾气更浓，整座小岛都被白雾笼罩，不辨南北。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越来越闪，眯起眼看，仿佛星群在沸腾。一个黑影在浓雾中穿行而过，像人，但比人硕大，伸展着肥硕的四肢。他闭上眼，再睁开时，不明生物已消失，月亮、星星和湖水，又恢复成睡着前的模样。小岛上没人居住，也没有熊类动物，或许是遇到了外星人吧。

我认定徐博在吹牛，或者混淆了梦与现实。但他信誓旦旦，让我陪他去夜钓一次，便知道野外的夜晚有多神奇。我说算了，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想被蚊子吸成干尸。一个月后，他钓鱼回来，神秘兮兮地找到我，从怀中掏出一个灌水的塑料袋。袋里游着一条小鱼，食指那么长，通体透白，双眼鲜红。他说意外捉到了一条白化鱼，太漂亮了，舍不得扔回去，想交给心细的人来养。我买了鱼缸，里面放上水草和石子。小鱼穿行其间，时而与白色石头融为一体。

四

久居国外，难免寂寞，那些已婚男同事私下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检点。这已经是女同事们心照不宣的秘密。非洲娱乐活动少，一些中国商人在此开了KTV，专供华人消遣。无论是客户应酬还是公司团建，大多是中餐馆到KTV一条龙。KTV会提供陪唱服务，陪唱的也都是中国姑娘，操着各地的口音。她们大多很年轻，有一些甚至还没有成年。据说多花一点钱，还可以享受陪唱之外的项目。有些KTV 一到三层是包厢，四层五层设有客房，其作用不言自明。

有年冬天我回国休假，和一位老同事的妻子相约吃饭逛街。临别时，她在地铁站拉住我，低声问丈夫有没有在国外“乱搞”。我亲眼见过那位同事与陪唱女搂搂抱抱的场面，和女同事八卦时也听过他的一些风流韵事。我当然不能告诉她实话，只是心虚地摇头，说你千万别瞎想。

女同事很少去KTV，但有重要客人时，也会被叫去一起唱歌。我很不喜欢这些场所，环境嘈杂，烟酒和劣质香水混合的气味令人作呕。尤其厌恶看到男同事抱着陪唱女挤眉弄眼，脸上的褶皱里都塞满虚无的肉欲。这总是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陆平，猜想他在南苏丹寂寞时，会不会也和这些人一样。有时想象得过于投入，忘记了那场景其实来自虚构，竟会气得浑身发抖，淌下泪来。

有一次，我借口上厕所，逃出KTV 透气，看见徐博站在树下抽烟。刚刚周遭还是呕哑嘲哳，此刻街道上人车稀少，光影暗淡。我走过去向他讨一颗烟，问他怎么出来了。他说没劲。我说我也觉得没劲。他说我送你回宿舍吧，那帮人不知道要玩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边抽烟一边沿着马路散步。几辆逆行的摩托车飞驰而过，车灯晃得人睁不开眼。徐博揽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路的里侧。我从侧面瞥见他的脸，有一种罕见的阴郁和柔情。那一刻，我感到心中像有花瓣飘到地上，虽轻，但有了着落。

和陆平在一起的第四年，我们开始频繁争吵。那时他已经和莆田人拆伙单干，自己开了店铺，生意不错，但几乎没有了假期。他觉得异国恋太辛苦，始终苦撑也不是办法，希望我能辞职去南苏丹帮他打理生意。他的理由充沛且合理，但我仍然找出了一百条理由来驳斥他，诸如事业正在发展期不愿半途而废，埃塞气候远好过南苏丹，盛产我爱喝的耶加雪啡，街上随处可见帅哥美女，等等。他觉得我根本不在乎我们之间的未来，我则数落他太自私。要去哪里共同生活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死结，不能去碰，否则会越扯越紧，最终只有一刀两断。

吵得最凶的那次，陆平脱口而出，你其实就是舍不得老徐吧！我恼羞成怒，或许是因为被侮辱，被不信任，被握住了把柄。我高声反击，我和老徐挺清白的，倒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乱搞！我们都气得近乎发疯，声调失去控制，若不是分居两地，恐怕会冲上去掐住对方的喉咙。在丧失理智近半个钟头后，我们不得不以一句分手截断无休无止的争吵。

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告诉徐博分手的事。他表现得挺惊讶，但笨嘴拙舌，讲不出一句完整的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想开了，生活目标不同，分手是早晚的事。他说要不你陪我去钓鱼吧，就当散散心。我答应下来，买了很多零食和驱蚊药，像小时候春游那样。

他借了一辆车，朝大裂谷谷底驶去。下午到达湖边，然后乘船去往湖心岛。那是陆平来看我时，他载我们来过的小岛。我说这里能钓到鱼吗，他说钓到与否不重要。我说你这么喜欢这里啊。他嗯了一声，选好垂钓位置，把鱼钩远远地抛出。日影翻动，钓线在阳光下晶莹闪烁。我补涂了一层防晒霜，对徐博说，你也涂一点吧，你看看你，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了。他说老爷们儿才不要涂这个，满脸惨白，像鬼。我在手上挤出一坨，往他脸上抹去，他挣扎着躲开。树上的野果扑通落入水里，惊飞了几只觅食的水鸟。

后来我们都静默下来，他盯着水面，一动不动，像一尊蜡像。我在小岛上乱逛，时而望见湖光波动，时而又被巨大的仙人掌遮住了视线。太阳开始渐渐沉落，我突然感到失落和茫然，仿佛失去了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曾拥有。

从小岛回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做着相同的梦，我和徐博在湖边钓鱼，他用力甩出鱼钩，结果钓线缠在了树枝上。他爬上树去解开鱼线，好久都没有下来。我开始着急，喊他的名字，但遮天蔽日的树冠里，只传来了秃鹫的叫声

五

徐博去世后的那几天，陆平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吃饭，呆坐，睡觉。他再次提出让我去南苏丹的事，语气和神情小心翼翼，并保证再赚几年钱就回国，挑选一个城市结婚买房。这算是和好了，但我们心里都有一种隐秘的羞耻感，绝口不提，却又挥之不去——徐博去世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我们的复合。不仅是徐博的死，还有瓦乌那架着火的飞机，非洲大陆绵延的传染病，亚的斯亚贝巴街头的骚乱……当个体即将被整个人类社会吞噬和消化时，我们仍存有一种微弱的希望，希望至少有个人陪着，不要孤零零地死去。

往事不全是镶着柔光的，有些肮脏丑陋，像顽固的皮癣，越想摆脱就越瘙痒难耐。年初的时候，为欢迎新来的领导，同事们去KTV聚会。敬了几轮酒后，我们都有点醉了。当时和陆平已经有一个月没联系，此前并未感到多么痛楚，此刻悲伤却像是被酒精激活。和普通人惊天动地的分手相比，异国恋分手显得如此轻飘飘，只是在通讯录里封存一个号码，从天气预报软件里删除一个城市，或者在地图上涂掉一个国家。

我有点想哭的感觉，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却忘记带纸巾。正好撞见徐博从男厕所里出来。我说你带纸了吗。他掏出一张纸巾递给我，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喝了酒就哭泣，丢人不。又拽出一张纸巾帮我擦鼻涕眼泪。我们第一次离得这么近。KTV 俗艳的灯光流转着，我渐渐看不清他的脸，只能感受到他身体辐射出的温度。然后我们接吻了，像俗套的爱情电影里那样，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他的手很烫，有点发抖。我或许是眩晕症复发，感到脚下的地面像马戏团舞台那样旋转起来，四周模糊成一片流光溢彩的梦境。

当徐博的舌头探进我的嘴巴时，我突然清醒。马戏表演谢幕，舞台停止旋转，我们回到恼人的现实。我推开他，说抱歉，我想先和陆平当面谈谈。我不敢看他的表情，低着头跑了出去。空气凉凉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一只流浪狗正慌慌张张地横穿马路。

不知道在外面待了多久，再回到KTV时，我忘记了房间号码。我一间一间地找过去，从门缝确认是不是自己的同事。我把包厢门推开一条缝隙，徐博窄窄的身影正好出现在门缝里。他在唱歌，操着不标准的粤语。一个不知道有没有二十岁的中国女孩，正跨坐在他腿上。

连皮包也没有拿，我转身跑开，好像在尽力摆脱一个追逐我的野兽。我清楚记得那个晚上，他明明在树下黯然地抽烟，说没劲。我有一种被欺骗和背叛的感觉，走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第一次感到空荒枯寂，巨大的孤独感从四面八方围剿过来。我想过很多个打发这个夜晚的方法，比如去酒吧买醉，去迪厅跳舞跳到晕厥，天快亮的时候干脆找个当地小伙子来场一夜情。我当然什么都没做，只是在街上疾步行走，走累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好像很久没有给母亲打过电话了。

从那以后，我就和徐博就默契地疏远了。偶尔也会打招呼，或者一起吃饭，但话语里都是令人稍感尴尬的客气。我们似乎都没有犯什么过分的错误，但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们的友谊被搁浅了。

年中的时候，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变得不安宁，一些反对总理的组织，会在街头制造爆炸。我们时不时就能听到平民死亡的消息，有人是被炸弹炸死的，有人是被慌乱逃窜的人群踩踏而死。公司规定所有同事这段时间只能在园区内活动，不可以走到街上。

外面的世界乱成一团，我却感到久违的宁静。生活恢复到办公楼和宿舍两点一线，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刻板得令人心安。有时我在花园里遇见园丁大叔，会停下来和他打个招呼。他只会说阿姆哈拉语，听不懂英文，就冲我龇着牙笑。我发现他的白癜风又严重了，左半边脸几乎被白斑覆盖。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主角是阴阳脸，一半黑一半白，左眼看得到过去，右眼看得到未来，但唯独无法看清楚现在。

被限制活动的这段日子，公司为了安抚员工情绪，食堂变着花样做饭，除了一日三餐，还增加了下午茶和夜宵。有天晚上，我在宿舍收到徐博的微信，说食堂不知怎么搞到了一堆小龙虾，数量有限，让我速速去啃。我当时躺着床上，边啃泡椒凤爪边看肥皂剧，没有回复他（也不想回复）。大概过了十分钟，他又发来一条，说小龙虾被同事抢光了，但他帮我藏了几只。顺带还发了一个动画表情包，一只柯基犬跳着风骚的钢管舞，表情贱得好笑。

我依旧装作没看见，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我没想到，这竟是诀别。

六

周末那天，我感到莫名疲倦，不知不觉睡到将近中午，醒来时听见走廊里人声嘈杂。窗帘遮住了部分阳光，屋内光线很暗，每一个物件都拖着长长的阴影。我本想拉开窗帘，却发现鱼缸里有异样，小白鱼漂在水面静止不动，鲜红的眼睛大张着，像是在瞪视着什么可怕的场景。

不好的预感洪水般倾倒而来。我穿着睡衣出去，走廊里的同事们全都围了过来。你怎么睡得这么沉，怎么敲门都叫不醒？你听说徐博的事了吗？其他同事都去医院帮忙了。你没事吧，请节哀……

我感到头脑里有什么东西轰然爆炸，我看见同事们的嘴唇蠕动，却再也听不见他们说话和走动的声响。遥远的枪响逼近耳畔，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我以为身后是枪林弹雨，想要抱头逃窜，但跑下楼，外面日光明丽，鸟语花香，好像这片土地从没有发生过悲伤的故事。

徐博是凌晨四点被送到医院的。子弹击穿了他的颈部。去医院的路上还有心跳，被推进抢救室不到一个钟头，医生就宣告了他的死亡。

徐博的去世，公司处理得很低调。因为整个过程对于国家、公司还是他个人，都不算体面。城市骚乱期间，私人外出被明令禁止。徐博在公司里待了几天，闷得发慌，蠢蠢欲动要去钓鱼。天黑后，他偷着溜了出去，开着租来的车驶向野外。天很黑，看不清路边标志，他无意之中进入了埃塞禁区。禁区周围有军人携带枪械把守。军人喊他停车。他有点慌，以为遇到了搞恐怖活动的反对派分子，于是脚踩油门，往更深的地方开去。后面有车追来，他心里害怕，开得更快。军人在他屡次不配合停车的情况下，开了枪。根据留在现场的汽车判断，一共开了五枪，其中一枚子弹穿过侧窗，射中了他。

从医院出来，我和同事互相搀扶着往回走。这座城市如此熟悉，充满魅力，但背转身去，就能看到巨大的悲伤和荒诞。或许是因为噩耗来临时，大脑会产生回避机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徐博讲东北话的样子，又想哭又想笑。我心想，老徐，这像是你的死亡方式，自作自受，但是一点都不俗套。

我和陆平带着徐博的骨灰，再度去了那座湖心小岛。现在是水鸟产卵的季节，雄鸟在湖面上来来往往，觅食筑巢。用不了多久，蛋壳破开，这个岛上又会冒出数以千计的雏鸟，更替轮回，生生不息。

我们找一处避风的地方，准备完成最后的悼念仪式。仙人掌花开了，艳丽可爱，柔化了这拒人千里、联袂成林的原始植物。我感到陆平瘦削的手压在我肩膀上的重量。他犹疑了一会，终于开口问道，你是不是和老徐有过一段。我火冒三丈，这个时候问这些，你还是人吗？他说，你和老徐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多得多，有点什么也正常，我不会揪住不放的。

我冲他吼，让他快滚。他冲过来，把我按在草地上，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去拽我的裙子。我狠狠踹他，踢掉了一只鞋。他扯掉了我几根头发。我抽出一只手，甩了他一个耳光。他也给了我一个耳光。我们就这样厮打着，直到太阳西沉，双方筋疲力尽。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土，头发上沾着鸟屎。他的嘴角被我咬破，鲜血糊在下巴上。我们喘着粗气，如此狼狈，却感到身体变得轻盈，灵魂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被清洗干净。

我们手拉手站在水边，把徐博的骨灰抛撒向空中。落日熔金，那一捧骨灰很快就融化在夕阳里。身后的仙人掌处在背光的阴影中，神秘而庄重，主干上伸出数个分枝，像肿胀的手臂。我对陆平说，你看这株仙人掌，好像一个外星人。

陆平第二天就回了朱巴，店铺不能关闭太久。我终于答应会辞掉工作去南苏丹找他。生活已经如此分崩离析，我幻想通过逃离这一动作，让命运的剧本变奏出新的剧情。

离开亚的斯亚贝巴那天恰是跨年，我给母亲打电话。忘了计算时差，她接起电话时，中国已经率先进入了新的一年。那一刻，我感到时空错置，今夕何夕。母亲被电话吵醒，声音沙哑而苍老。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吵架的次数变少了。我天真地以为是距离起了作用。但实际上，时间才是幕后推手。她老了，吵不动了，仅此而已。

我登上飞往朱巴的飞机，靠窗而坐，用安全带缚住自己的瞬间，我预见到未来我会和陆平在一起，结婚，生子，回国买房，过上无法重来的人生。飞机起飞了，隔窗而望，云层稀薄。月亮很大，是红色的。我闭上眼，许了一个百感交集的愿望。我想象着飞机越飞越高，最后一头撞到月亮上，燃烧起来，巨大的火苗照亮整个夜空。我的身体会随飞机爆破成无数片残骸，散落在宇宙各处。

责任编辑：梁莹 liangying@wufazhuce.com

李濛

半吊子文案，菜鸟编剧，小说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