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钓鱼执法、合理合法

现今，我们这个国度里有越来越多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将丑当美、以耻为荣等现象在发生和演绎着，尤以某些媒体的评论版热衷于“护罪媚劣”、褒邪贬正为甚。以致违法犯罪和歪风邪气者强辞诡辩、气壮如牛，而扬正抑邪、遵规守法者却动辄得咎、噤若寒蝉。这些都极大地扭曲了公众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导向，因而更加剧了当今社会的乱象和浑沌。例如完全正当合法的暗访式获取证据，亦即所谓的“钓鱼执法”遭到某些媒体与“时评家”肆意围剿和妖魔化即为典型一例。鉴于此有必要予以辨正以正视听。很显然，除了搞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以外，凡是获取了违法犯罪事实和确凿证据的“暗访”均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在打击违法犯罪过程中，“钓鱼式”暗访应该是一种常态，无可非议。要求打击犯罪和整治邪恶的活动完全明晃晃地公开进行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道理的。那样做的客观效果将无异于打草惊蛇、自缚手脚、庇护犯罪、纵恶为患，致使违法犯罪势力更为猖獗肆虐，加剧社会的不宁与震荡。

而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被暗访中被抓获的违法犯罪者明明属于事实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但在“时评家”的声援和策动下，却非要以是“被钓鱼执法”方式抓获的而诡言狡辩，并欲因此就将违法犯罪事实全盘否定一风吹掉。此类被暗访中抓获的当事人非但不引以为戒和服从处置，反而还像是为国为民立下“丰功伟绩”般振振有词，咄咄逼人。如今的社会当真堕落到将犯罪当“英雄”的不堪程度吗？现在的某些报纸和“时评家”唯恐天下不乱，专门声援和支持假恶丑的东西，毫无顾忌地在报纸上发文挺邪贬正。对“钓鱼执法”的恣意攻击、否定和妖魔化，既印证了部分媒体及其人员的价值劣变，也见证了社会的日趋窳败。违法犯罪既遂后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其违法犯罪的性质决不因为是在明访抑或暗访中败露而有所不同，更不应该因为明访或者暗访而有所改变，此乃基本常识。由于许多违法犯罪行为是在隐秘状态下悄悄进行的，而且通常情况下很难被发现，因此同样应之以隐蔽的暗访和钓鱼方式予以打击也算是针锋相对，何错之有？难道只准违法犯罪和歪风邪气者隐蔽地作恶，却不准执法和整治行动隐蔽进行？这是谁家的逻辑？毋庸讳言，当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和狡诈多端、花样百出、隐匿性极强的各种违法犯罪及不良倾向时，暗访和“钓鱼”以及“引蛇出洞”等是不可或缺的方式，特别是在打击凶残暴戾刑事犯罪分子的时候，当明访得不到证据的时候。

综观那类被暗访式执法钓到的、违法犯罪证据确凿的“鱼”们，无一不是私欲膨胀、心怀不轨的法制意识淡漠者。他们本身就有着显在或潜在的不良动机，就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时机遂行以“获利”为目的之不法行为。因此他们的被“钓”是一种必然。尔等若是贪欲和非分之念不除，即便此时不被钓，彼时也终有一天会因时机到来去违法犯罪而自投罗网。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钓的“鱼”只强调被“钓”，而不反省自身为何被钓。在良法行为既遂后非但不认账还倒打一耙，怪罪于抑恶扬善的“钓鱼人”。岂有此理？我们不妨做个颇堪回味的、非常浅显的判断和推理：为什么会钓到了你而没有钓到别人？这其中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反之，当面对一个诚信守法、能够自律、文明有德、素质较高的人时，任凭你如何引诱他也不会上钩被“钓”。

暗中进行的“钓鱼”和打击歪风邪气做法有着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必要性，应该给以旗帜鲜明的肯定和支持。因为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这样做都有利于遏制和打击违法犯罪，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和威慑。所以“钓鱼执法”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应该大力地提倡和推行。惟此方能让那些意在违法犯罪和歪风邪气者不得不有所顾忌、畏惧和收敛，不至于肆无忌惮、任所欲为、嚣张至极地为祸作祟，才能使这类危害社会和他人者尽可能地减少，让我们的社会尽可能地变得祥和、清明和安全。因为“钓鱼执法”的存在，还可能让那些具有犯罪动机者因惧怕被“钓”而自我约束并终止违法犯罪，进而悬崖勒马改邪归正，避免踏入人生歧途。此为“钓鱼执法”在遏制和减少犯罪方面的又一作用。而那些诟病和抹黑“钓鱼执法”的时评家及报纸，至少在客观上具有纵容鼓励、袒护助长邪恶与不良的作用，会使得更多人因受到声援、鼓动而毫无顾忌地去违法犯罪。“钓鱼执法”无可非议，是有关各方打击和遏制违法犯罪的利器与常态，别再对之妖魔化了。就法律层面而言，在打击违法犯罪等过程中只有是否真实和公正的问题，而决没有治理手段的公开和隐蔽与否问题。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